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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中技术规制基础范式转换 　　摘 要：风险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性表明，当代社会技术规制显得异常紧迫。当下以技术工具理论为基础范式的技术规制，与风险社会所提供的理论指引相悖，导致民族国家的立法与政策对技术规制不力，社会实践要求技术规制必须进行范式转换。安德鲁#8226;芬伯格所提出的技术批判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在理念上的契合，应成为风险社会中技术规制的基础范式，在技术规制的体制构建上，应坚持“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结合规制、清晰责任制度、技术民主以及技术规制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等原则。中国处于压缩现代性的风险社会，而且现实中技术问题要求中国必须以技术批判理论为基础范式，构建技术规制体制。 　　关键词： 风险社会； 技术规制；技术工具理论；技术批判理论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1.04.07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8226;贝克在其奠基著作《风险社会――通向另一个现代化》中首先提出一个社会学理论，为此，有评论家认为，“尽管该著作首次出版在1986年，贝克亦被认为是最近有关现代性与风险之间关系的权威。”［1］该理论后来通过诸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8226;吉登斯等学者发展成为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注：安东尼#8226;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现代性的后果》等著作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与发展了风险社会理论。（参见：安东尼#8226;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安东尼#8226;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风险社会’也因此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界被广泛认同和讨论的概念之一。”［2］“风险社会研究便成为一个跨国家、跨世纪、跨学科的热点问题。”［3］然而，风险的产生、界定与分配总是与技术相伴始终。[注：正如贝克所言，“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与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产生、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参见：乌尔里希#8226;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5.）]因此，风险社会与技术之间存在关联性，如何在风险社会中规制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难题。可见，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了技术规制的紧迫性，而与此同时，风险社会理论则为技术规制这个人类社会难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引。 　　 　　一、风险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性 　　 　　贝克在《风险社会――通向另一个现代化》中将社会变革分为三个阶段：前现代（pre-modernity）、简单性现代（simple-modernity）和反思性现代（reflexive modernity），提出反思性现代就是风险社会。并认为处于科学中的“反思性现代”的原则是同进步必然伴随的，是其暗含的无计划的过度及任何无意识的有害的结果［4］。风险社会同时亦是一个工业社会，因为其主要是工业与科学相结合创造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4］3。并将风险社会界定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全球性风险开始出现，使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5］。 　　毫无疑问，风险是风险社会的核心概念。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1989年埃克森瓦尔德斯号事件以及本世纪的非典型性肺炎、牛奶中的三聚氰胺以及最近的墨西哥湾的原油泄漏事件等都是风险社会中的典型风险。吉登斯将风险分为两种类型: 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6］。第一类风险是非人所为与所控制的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海啸以及火山喷发等，第二类是人的影响所致的风险，比如环境污染等所致的风险。伴随工业社会财富增长的某种正当性[注：比如，贝克认为“在可见的饥饿而死亡的威胁和不可见的因有毒化学物质而死亡的威胁之间的争论中，那些基于物质贫困提出论据是胜利者。”（参见：乌尔里希#8226;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6.）]掩盖下日益积累所形成的风险，就是第二类“人的影响”所致的风险。“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5］6因此，可以认为，风险是基于工业社会过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对人类社会具有威胁的不确定性，但一旦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变为现实，就会产生致命的无法换回的损失，比如，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