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忠高　我心中年永远是小时候那个年.docVIP

谢忠高　我心中年永远是小时候那个年 　　谢忠高说，自己曾经是个长不大的小孩。从小，母亲就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以至于台大毕业时他的衣服都很少自己洗。直到24岁那年服完兵役赴美留学，他才开始逐渐体会到独自生存的艰辛。 　　“刚出国的第一年，我特别想家，几乎每周都要掉眼泪。只要一放长假，我就往台湾跑。”谢忠高说，在美国第一次放圣诞节的假期，他就迫不及待地飞回台湾，而因为春节根本没有假，他只能打电话和父母互相问候一下。 　　 　　在台湾生活、学习24年，在美国学习、工作16年，谢忠高有时会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哪里人，“其实我做事的思维方式都是在美国建立起来的。”但事实上，他骨子里却有一种中国式的传统。 　　2004年，在继设立了上海代表处后，永威投资有限公司准备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拥有丰富风险投资经验的谢忠高被邀请担任北京代表处的总经理。 　　40岁这一年，谢忠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举家迁居北京，在这里开拓新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就想，自己受过这么多中国文化的教育，又在美国学了那么多东西，哪里是我接下来最好的舞台――显然是中国。我可以西学中用，或者中学西用，在这里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尤其是风险投资公司的经理人，应酬多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但谢忠高却谢绝了几乎一切的应酬。只要手头的工作一结束，他就赶着回家与两个孩子作伴。“我来北京三年了，从没和别人去卡拉OK过，唯一去过的两次还是和我妻子一起。”谢忠高笑着说，因为平时出差很多，所以他要抓住能和儿子、女儿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否则小孩子会和他情感疏远的。 　　当然他也有遗憾，那就是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这点说起来我也觉得自己不是很孝顺，”谢忠高说，他的父母和一个哥哥住在温哥华，一年中他们能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成家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家过春节。”但2008年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却让谢忠高非常期盼，因为1月31日，永威投资台北、上海、北京三个办公室的同事将第一次齐聚总部台北――“吃尾牙”，这也是台湾公司的惯例。谢忠高的父母也会从加拿大回到台北，等着与儿子、儿媳还有孙子、孙女团聚――自从1988年离开台湾赴美求学，20年后，谢忠高终于又有机会在台北与家人一起过春节了。 　　 　　在台湾过“湖南年” 　　 　　谢忠高的祖籍是湖南，他的母亲是台湾澎湖人。他用闽南语自称是一个“芋仔番薯”。“芋仔”是指从大陆到台湾去的人，“番薯”指台湾当地人。他说，“我是一个combination。” 　　在谢忠高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因此过年对于他们这些小孩来说，就意味着要度过一段快乐的幸福时光。 　　除夕夜的年夜饭里肯定会有一条鱼，而且不能吃完，一定要剩到隔天。另外，每到过年时谢忠高最盼望的一道菜就是：腊牛肉炒冬笋。 　　“以前我在台湾经常有机会吃到腊牛肉，但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内地却看不到了。”谢忠高一边回味一边描述，“腊牛肉和冬笋两样菜都脆脆的，炒到一起，再配上一些辣椒粉，又脆又辣，非常可口。” 　　而令谢忠高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美国无意中发现了一家华人餐馆也有这道菜，但当谢忠高向店老板提出要买腊牛肉时，立刻被对方回绝了。因此他只能经常光顾这家餐馆，回味儿时年夜饭的味道。 　　总之，腊肉是谢忠高每到过年时最盼望吃到的美味之一。“有一个伯伯，他是祖父的同乡，每次春节时都会带湖南的腊肉来。我们去他家玩的时候，总会看到他家院子里挂着很多香肠和腊肉。”谢忠高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家里有一个小房间，天花板中间吊着一根绳子，上面挂着过年时别人送来又没吃完的腊肉。 　　由于谢家在台湾的亲戚不多，因此过年时走动的大多是“老乡”。“每次过年，都会有一个祖籍山东的伯伯，从永和骑脚踏车到我家来拜年。”每逢长辈到访，孩子们就会很开心，因为只要有客人来，他们就会有压岁钱。但往往客人一走，这些刚刚拿到手还没来得及“捂热”的压岁钱就会被父母“强行”收回，理由是他们还要拿这些钱给别人家的孩子当压岁钱。 　　另一件给谢忠高留下很深印象的事就是放鞭炮，“我的胆子比较小，不敢放那种声音很大的，像冲天炮，我只敢看着哥哥他们放，而我自己只敢玩‘摔炮’、‘金鱼火花’这种小炮。” 　　那时候，从谢家住的平房走出去就是巷子，巷子外有一条水沟。在那里，谢忠高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一种叫“水鸳鸯”的炮：长得像一根细细的洋烟，点着了放在水里，“嗤”的一声，它就会在水面上冲出去很远。 　　过年时，大人们聚在一起最多的消遣方式就是打麻将。湖南老乡们聚在一起，说的自然是湖南话。“从小我就听家里的老人讲湖南话，小时候还会说一点，因此对大陆感觉一点都不陌生。”谢忠高说，当他长大一点之后，全家就搬到了台北。“我妈妈的亲戚都不在那里，所以我们家过年反而是台湾的味道少一点点，大陆的味道要浓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