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伪劣商品罪中刑事推定.docVIP

销售伪劣商品罪中刑事推定 　　销售伪劣商品罪时作为类罪而出现在中国刑法分则之中的。由于销售伪劣商品者并未群手参与伪劣商品之制造。因而其对自己所销售商品之实际质量未必有着确切了解。故此，在销售伪劣商品时，销售商是否“明知”该商品确属伪劣商品，也成为销售伪劣商品罪成立与否的关键所在。借助刑事推定，在具体个案中可以对销售伪劣商品者“应当知道”的“明知”心态予以确定。 　　 　　一、“明知”属于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主观构成要素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共有30个条文出现了“明知”一词。总则中的“明知”和分则中的“明知”既有联系但其含义却又各有殊异。正如台湾学者郑健才所言：“刑法总则上所称之明知，与刑法分则上所称之明知不同。前者，系作为基本主观要件之一种基础：后者系一种特定主观要件。犯罪须具备此特定主观要件时，刑法分则之明知为第一次明知，刑法总则之明知为第二次明知。”故此，刑法中的“明知”包括作为主观故意要素中明知故犯意义上的“明知”，即总则中的“明知”。此外，则是基于责任主义所要求的对客观构成要素的“明知”，即分则中作为主观构成要素的“明知”。而依照责任主义之意趣，若缺失此种“明知”，犯罪成立所必须的违法性认识便无从断定，也就更无成立犯罪可言。此种“明知”应体现为对行为性质、行为客体、行为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他法定事实等客观构成要素的认识。由于任何故意犯罪都存在总则中的“明知”，对此刑法毋需特意说明。职是之故。学界对刑法中的“明知”的解释也多集中在分则中的“明知”。 　　刑法分则中的“明知”作为行为人主观要件构成要素，对犯罪成立与否意义尤为明显。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明知”，也属于分则意义上的“明知”。换言之，成立本罪也要求销售伪劣商品者必须具备“明知”的心态，即“明知”自己所销售的是伪劣产品，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医用器材，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等伪劣商品。如果不具备这种“明知”就表明销售伪劣商品者没有违法性认识，而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其就不必对销售伪劣商品之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在中国刑法中。作为类罪的生产伪劣商品罪和销售伪劣商品罪虽然共同归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并且诸如生产伪劣产品罪、生产假药罪、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生产伪劣商品罪的具体个罪，与诸如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药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具体各罪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但生产伪劣商品罪和销售伪劣商品罪在主观构成要素之间还是有着些许差异。作为伪劣商品的生产者，一方面由于存在法定的产品质量保证职责，另一方面又亲自参与了商品生产的整个流程，故其对于其所生产的伪劣商品的性质必然有着清晰明确之认识，因而对生产伪劣商品者不必强调“明知”的主观心态。但对于单纯销售伪劣商品者而言，由于其自身并无法定义务监管商品的制造生产，而是需要经由各种途径从制造商或者代理商处获得商品，因此其对商品质量可能并不知晓。在商品美轮美奂的外包装及光鲜亮丽的宣传册误导下，尤其是在某些口若悬河的职业骗子极具煽动力的花言巧语坑蒙哄骗下，销售商往往不能准确辨明商品之优劣真伪。如在蓄电池经销商从生产厂家购进伪劣蓄电池时，厂方出具了合法的企业注册登记，厂家所供产品均包装完整，标识清楚正规。同时，厂方供给的每块蓄电池均附有出厂《产品合格证》，并能出具详细产品质量检验报告，而且还有“返厂退还”的责任约定。对此，并无检测手段和能力的经销商确实难以辨识其真伪。职是之故，即便该蓄电池经销商销售了伪劣蓄电池，亦不能绝对确定其具备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性认识。故此，刑法特意对销售伪劣商品罪设置了“明知”的主观构成要素，限制刑事责任的过分扩张，从而避免对因不知情而销售伪劣商品，但却不具备违法性认识的销售者施加刑事处罚。 　　 　　二、刑事推定与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应当知道” 　　 　　“推定”(presump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sumo”和“pre”。“sumo”意指“事件被当作是真实的”，而pre”则是“无须其它证明”。“推定”是一个聚讼纷纭难有一致定义的法律概念。早在16世纪，意大利律师Alciatus就抱怨道：“我们即将要处理的是日常事务中非常有用的问题，但推定却总是不厌其烦地扰人心绪；在借助推定进行一般性判断时，法学家和修辞学家都同样会感到困惑。”但事实上，概念之混乱并不影响推定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效用，因为推定本身就是非体系化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不是以严密性著称的演绎逻辑的产物。推定首先可以归之为一种经验规则，如Waltz在界定何谓推定时说道：“推定的理论基础在于，根据人类共通的常识与经验，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经常相伴出现。”其次，推定和从个别性知识推出一般性结论的归纳推理关系密切。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