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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深化党政领导干部监督管理重要一环 　　 　　一、 问责制的出现与作用 　　 　　2003年春天，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包括原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内）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而被罢官去职。2004年春天，又出现了一大批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员，在重大的安全事故和责任事件中，因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而受到查处与追究。这一来势凶猛的“问责风暴”，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严肃查处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果断行为，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开了中国官员问责制的先河”。难怪群众和媒体惊呼，这是从上而下刮起的一场“问责风暴”。 　　改革开放以来，对失职官员或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高层官员进行追究和惩处也不乏其例。如1980年，国务院在处理“渤海2号”沉船事故中，就解除了原石油部部长的职务，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一位副总理也受到了记大过处分。对铁路、民航等部门发生的事故也作出过类似的处理。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仍属于“个案”处理，尚没有形成一种规范和制度，更称不上“问责制”了。 　　所谓“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此次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动刮起的“问责风暴”，与过去相比，有以下两大突出特点。 　　特点之一：在实践中，对失职官员的追究范围和力度不断加大。今年4月，国务院除对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责任事故的有关直接责任人进行追究外，还对这三起事故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引咎辞职的处理。紧接着，国务院又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湖南“嘉禾违法拆迁”案和四川“沱江特大污染事故”中的有关主要领导人和重要领导人的责任。直至7月1日，证实今年非典疫情发生是“重大责任事故”，责成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副主任引咎辞职。上述众多官员相继引咎辞职，其中既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门负责人，也有大型国有企业的当家者。由此可见，此次“问责风暴”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中国当代政治舞台上可算得上是首次。这说明，我们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官员问责制，已经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开始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 　　特点之二：在制度上，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定。首先，从地方开始，纷纷出台了有关行政问责、过错追究等办法。2003年8月，长沙率先推出《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11月，四川公布了《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今年5月，重庆市又推出《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其次，党中央在总结各地暂行办法的基础上，于今年4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尽管这些办法与规定是暂行的，是比较粗糙的，但毕竟是向制度问责迈出了第一步。在此之前，从党内到党外都没有一个专项的领导干部辞职法规。最早出现领导干部辞职的规定，是在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条例第九章要求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与降职制度。但在辞职制度中，仅有因公辞职、个人申请辞职和责令辞职三种方式，并没有引咎辞职的内容。直至2000年6月，中央下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才明确提出要建立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等党政领导干部的辞职制度。这说明，我们对主要领导干部，在重大事故和严重事件中，虽未直接承担领导责任，但应不应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追究，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上述“问责风暴”的两大特点，使问责制在政府和官员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引起了全党和全社会的深思。 　　震撼之一：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是一道碰不得的高压线，失职失误同样也是一道碰不得的高压线。 　　以往我们对重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件的处理，一般只是对直接责任人或领导者进行惩处，而对主要领导人或重要领导人并不追究。他们只要向上级做个“深刻检查”，便可以顺利过关。这就是典型的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表现。因为他们虽然没有担负直接责任，但却是有“咎”可查的，这个“咎”便是数十上百条生命的悲惨终结、数以亿计的财产损失以及难以估量、难以逆转的生态恶化。他们对这些虽不负有直接责任，但却负有疏于管理、疏于监督等方面的严重失职失误。这种“咎”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对人民的失职失误。而引咎辞职，正是从“过问”的角度，从“追查”的角度，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责任、纪律责任之外，开辟了第三条道义责任之路。也就是当官员的责任够不上法律、行政和纪律处罚，但舆论和公众反响特别大，继续任职将有损于政府的形象时，官员在舆论和公众的压力下，产生道义上的愧疚感，进而辞去重要领导职务。即使没有发生人命或巨额财产损失事件，只要官员不作为，不干事，公众对你不信任了，你也必须出于道义感或责任感而辞去公职。这就是引咎辞职的特别之处，也是官员失职失误处置的一种方式。这种“过问”与“追查”制度，可以说是对中国因袭多年的官场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