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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理性评估与制度分析 　　虽然不同程度、不同意义的问责行为在中国过去的政治运行中并不鲜见，但2003年，因防治“非典”疫情不力，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却使得问责制第一次清晰而又强势地进入中国社会公众的视野。从此，问责制成为了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数年下来，问责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引发了众多的讨论。期待者有之，失望者也不少；赞同者固然很多，质疑者或许更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问责制进行一些审慎的反思与理性的分析，对促进问责制的健康、有效运行是有意义的。 　　 　　一、对问责制彰显的政治文明进步意义要充分肯定 　　 　　问责制是一种制度安排，但又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它身上寄托了我们对推进政治文明发展的希望，它事实上也确实已经肩负起了推动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使命。虽然从现在看，问责制还可能只是一个起步，甚至只是一个征兆，其问责效果不能过于高估、其问责范围也尚且止于局部与下层，但所蕴涵的政治文明进步的意义与价值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大力宣讲。 　　 　　(一)问责制的出现表明，责任概念进入了社会政治运行的规则，权力应该被问责 　　权力，就其最基本意义来看，是指影响乃至支配他人的一种力量。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参见《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英文版，1976年)问题是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习惯奴役或者视奴役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为什么还要允许权力的存在?答案其实很简单。社会上客观存在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公共事务是必须去做的，公共利益也是必须去实现的，但这些事务与利益靠单个的个体是不能实现、也不会去实现的。于是社会就把处理这些事务的权力赋予某一机构(比如政府)，某一群体(比如政府官员)，让他们去承担处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的责任。从这个意义来看，责任是权力存在的前提。现代政治通过“对责任的需要”解决了“权力为什么要存在，权力又为什么能存在”这一问题。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受传统习惯的影响，权力与责任一直是分离的，似乎权力就是一种可以为所欲为而没有、也不需要有任何顾忌的特殊力量。问责制的出现，使得责任概念进入了社会政治运行的规则，从政治文明的层面告诉社会与社会公众，权力应该被问责。 　　 　　(二)问责制的出现表明，权利意识越来越为社会政治文化认同，官员可以被问责 　　靠什么保证官员掌权之后不会不正当地强制压迫社会公民呢?靠社会公民的权利。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理念就是通过“权利”来制约“权力”。既然官员的权力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由社会公民让渡出来的，那么社会公民在自己认为需要的时候收回“权力”就是他们天赋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 　　中国传统社会往往把官员看得比民众要高出一等。历史文化的潜移默化，社会民众习以为常了，官员自身也认为理所当然了。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官员视自己为“父母官”。而另一方面，“为人民服务”、官员是人民的“公仆”等说法却往往被视为一种话语标签而与实际行为大大脱节。问责制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政治文化的潜意识，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开始进入现代政治文明应有的轨道。 　　 　　(三)问责制伴生的政务公开造就了社会刚性压力，问责不再内部化 　　本文开始时提到，中国政治中其实一直有问责行为的存在，但为什么2003年及其以后的问责在社会上的反响巨大，此前的问责行为却好像让人印象不深?这是问责制所伴生的政务公开导致的。换句话说，2003年以后的问责是一种公开行为，而此前的问责更多的是一种内部处理，乃至暗箱操作。 　　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有两个。一是。2003年中央政府为了体现控制疫情的决心，平息社会公众的情绪，也为了整肃行政运行中的一些不良现象。通过公开高调的问责来借力用力达到上述目的。但现代物理学中的自组织理论表明，一个系统中的行为会自我加强、自我扩散，形成正反馈。公开透明的行为一旦启动，本身就会出现一种正反馈的力量，为进一步的公开积聚力量、开辟道路，导致社会对公开的要求与愿望越来越强烈。二是，现代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与手机短信的出现，使得社会信息传播越来越便捷，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社会普通民众皆可方便地获得信息、表达意见，政治参与的手段越来越有效。 　　这种公开的态势加大了问责的影响，也放大了问责的功能，更强化了问责的意识、要求与行动。这种力量甚至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超出我们的预想与控制，成为一种刚性压力。不仅政府再想在小圈子内部问责已成不可能，就是政府公开问责后其问责的效果、方式等问题，都因公开而置于社会公众的广泛评判之下。 　　既已起步，就不可能停下来。正因为具有如此丰富且深远的政治文明意蕴，问责制客观上不仅成为今日中国社会公民政治参与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