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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神谶碑》在清代的影响 郭锋利 摘要：《天发神谶碑》是三国吴碑刻，此碑自出土便因其文辞诡异、书体奇特而为人重视， 在后世的金石志、地方志中多有提及，并为很多书法家和篆刻家取法，尤其是在清代，不仅 很多书法篆刻大家涉猎此碑，而且很多书法篆刻家因取法此碑而成为大家。本文就着重梳理 清代有哪些书法家和篆刻家取法此碑，并分析他们是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有利于我们更 加深入认识此碑，并通过他们对此碑的取法方式指导我们的创作活动，从而形成自我风格。 关键词：天发神谶碑 影响 吴让之 徐三庚 赵之谦 《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刻于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在晋宋时就已断为 三段，因此又称《三段碑》、《吴天玺元年断碑》、《吴纪功三段碑》。此碑在宋元祐六年由转 运副使左朝请郎胡宗师发现，据其在碑上的题字：“予因游府南天禧寺，寺门之外有石三段 半埋于土，窃疑以为天玺元年岩山纪吴功德段石冈之碣，因观之，果耳……寺僧不善获持， 1 岁月之久、风雨所暴，必至泯灭，因辇置漕台后圃筹思亭。”发现时此碑已断裂，后置于筹 思亭，又几经周转徙至金陵（今南京）尊经阁，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翁方纲曾于乾 隆四十四年秋到尊经阁亲自考察此碑，其重点主要是碑的尺寸、字数以及碑是否三段为拼接， 纠正了前人的很多错误，具体详见其所著《两汉金石记》，这里不再赘述。 此碑碑文传为华覈撰，认为是华覈的首先是晋代的张勃，后唐代的许嵩延其说，其在《建 康实录注》中说：“案《吴录》，其文东观华覈作，其字大篆未知谁书，或传是皇象，恐非。 2 在今县南四十里龙山下。” 到了元代，戚光更是肯定是华覈，其在《集庆续志》中说：“…… 末后别书曰兰台东观令，曰巧工九江，曰吴郡，曰东海夏侯，盖列与事之臣于正文之后。华 3 覈为东观令，是必华覈也。”明《一统志》亦延张勃之说。后朱彝尊提出疑议，认为不可能 是华覈所撰，并加以证明，其在《曝书亭集》中说：“碑文相传为华覈所作，盖本张勃《吴 录》，而许嵩《建康实录注》、戚光《集庆续志》因之。以覈尝为东观令，而碑复有‘兰台东 观令’字，遂以实之也。考覈为东观令时，犯颜数谏，号称直臣，又其免官在天玺元年，则 碑之所云兰台东观令别是一人。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复藉符瑞取媚，未可遽信为覈之 4 文矣。” 关于碑文多认为是皇象所书，到了明代的周晖，其又提出苏建说，其在《金陵琐事》 5 中说：“《天发神谶碑》吴皇象书，又定为苏建。” 其后清代的周在浚又认为苏建可能是苏健， 其在《天发神谶碑考》中说：“案诸书俱以为皇象书，周晖独言又定为苏建，建无能书名， 亦不知为何时人。考孙皓封禅国山所立碑文，末有东观令史邱信中郎将臣苏健，或晖误引此 邪。”6 对于以上关于撰文和书写者的争论，王昶的论述或许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张勃《吴录》 以为华覈撰文、皇象书，许嵩《建康实录注》、董逌《广川书跋》、黄长睿《东观馀论》说皆 从之。近朱氏彝尊据《吴志》辨其非华覈所作。昶考国山碑，以旃蒙协洽之岁（乙未）、月 次陬訾之舍（十二月）、重光大渊献之日（辛亥）、受天玉玺于柔兆涒滩（丙申），月正革元 1 王昶《金石萃编》，见《历代碑志丛书》第四册，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第417页。 2 同上。 3 同上。 4 王昶《金石萃编》，见《历代碑志丛书》第四册，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第418页。 5 同上。 6 同上。 1 即为天玺元年，而告祭刊石，中有国史莹覈名意，覈虽因微谴免官，尤在左右，遂命以撰文， 未可遂定为非覈，且并疑象书也。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张怀瓘《书断》云：‘象工章草， 小篆入能，或即指此等篆书而言。然《书断》及张彦远《法书要录》并以象为官至侍中，《梁 书》及《南史·皇侃传》并云青州刺史，惜《吴志》不为立传，不能定其孰是矣。”7 对于《天发神谶碑》的争论与研究在清代达到顶峰，这主要得益于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兴 起。在此背景下，理论上涌现出很多研究金石碑板的学者，如惠栋、王槩、朱彝尊（1629-1709）、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