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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 中国音乐史近现当代篇（1840年~今） 第六章 中国当代音乐 （共和国，1949~今） 概 述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中国音乐的历史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并揭开了新的、更加灿烂篇章。 当代音乐的发展必然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它的发展是和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50年代~60年代中期，全国人民经历了大陆的解放和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以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初步改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及“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不同阶段。 我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指引下，通过辛勤耕耘，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音乐事业建设和人民音乐文化生活、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比建国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特别是音乐创作方面，我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努力沿着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开辟的音乐创作道路，在继承发扬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传统，包括大胆借鉴外国音乐创作的宝贵经验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第一节 对民间民族音乐的发掘整理 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动员了大批的音乐工作者，会同有关方面，共同对全国各民族的乐种、曲种和剧种进行了广泛、深入和全面的调查、整理、抢救等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中规模较大的调查活动有： 1950年对无锡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的传谱和演奏技艺进行的采录、整理工作，使其二胡曲、琵琶曲和演奏技术得以传世； 1953年对“河曲民歌”的调查，及对民歌大面积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1956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古琴音乐的调查，寻访了全国近百位古琴演奏家，搜集到一批重要的古谱文献，并通过“打谱”和录音，使已绝响的 《碣石调·幽兰》、《广陵散》等历史名曲得以复现。与此同时，开始汇编出版《古琴曲集》等历代琴谱史料文献； 1957年对“孔庙音乐”（大成乐）的调查和整理； 特别是对“侗族大歌”、“十二木卡姆”、“西安鼓乐”、“苏南吹打”、“浙东锣鼓”、“福建南音”以及“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等重要乐种的调查，不仅采录到大量的音乐历史资料，同时还发掘和抢救出一些濒临绝响的乐种、曲种和剧种以及历史上珍贵的乐曲； 1957~1959年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所进行的对各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以及60年代初开始为编辑《中国民歌集成》而展开的对全国各地民歌的系统调查，所取得的成果十分喜人。 “五大集成”工作 在对全国进行大范围民间音乐调查和搜集的基础上，1960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出版社和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共同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编辑出版《中国民歌集成》工作。至1964年，湖北、广东、四川、山东、河北等地的初稿已完成，但由于“文革”的冲击，此项工程被迫中断。 1979年，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制定了《搜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规划》，并决定联合主持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琴曲集成》。这5种“集成”，每种均按省、市、自治区分卷（即地方卷），如果全部出齐共达120多卷，共约3亿字。这是继承和抢救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加速我国民族音乐建设的一项巨大的工程，其规模之大，动员之广，收获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被列入“六五”和“七五”期间有关艺术学科的国家级重点工程，规划力争在1990年完成编辑任务。1995年前后分批出版。 “五大集成”篇幅浩翰，具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实用性。 在对各民族民间乐种的整理抢救 我国的地方乐种，特别是民歌和民间器乐演奏形式分类很广并各具特色。但在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地方乐种一直处于自生、自长、自灭的状态。有些乐种凝聚了民间艺人们世世代代的创造，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和积淀，也曾经历了历史的“流变”过程，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和音乐文化财富。由于统治者不重视，加上长年战乱等诸多原因，一部分已濒于灭绝的境况。 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在组织对全国各民族和地方乐种、曲种和剧种广泛调查的同时，还对这部分乐种、曲种和剧种进行了抢救工作，使许多乐种、曲种和剧种得以复现。其中以“侗族大歌”、“西安鼓乐”、“十二木卡姆”、“苏南吹打”、“浙东锣鼓”、“福建南音”、“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等地方乐种影响较大。 “侗族大歌”流行于黔、桂等地的以侗语南部方言演唱的多声部民歌歌种形式，侗语称“嘎老”。 篇幅长大，格调严肃庄重，歌词讲究韵律，曲式结构较固定，由分节歌性质的多段联曲构成。其旋律多级进，间以三度、六度、四度跳进，流畅优美。演唱属民歌支声性质，音域较窄，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