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五四新文守化运动.pptVIP

梁启超，《新民说》：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P75 这些新知识分子都是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然而同时也深谙西方文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科学和民主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当他们归国的时候，他们充当了中国文学和知识分子人格转换的发酵剂。他们有关对“国粹”进行批判性重估与引介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呼吁，燃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既粉碎了传统主义，同时又开辟了新文化运动之时代。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396 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 吾国文学界豪杰人士，……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P289-291 1920年，教育部将白话确定为国语，国民学校分期废除文言教科书，采用白话文教科书 没有白话文运动，就谈不上推行现代的国民普及教育，也就不可能将现代的科学知识普及到大众中去；没有白话文运动，就不可能有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吸引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没有白话文的通行，任何科学技术的普及运用，群众性的破除封建迷信就无从谈起，思想启蒙的工作也根本无法展开。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 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宪法与孔教》，《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P248-252 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 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P204 6月5日，两帮（青帮、红帮）头子开会，决定让他们控制下的所有小偷扒手参加总罢工。乞丐们也被命令在罢工期间暂停乞讨；乞丐们的日常饭食由丐帮头子提供。甚至有报道说，有些妓女唱起爱国歌曲，“停牌歇业”。 ——[美]斐宜礼，《上海罢工》，P87 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慰劳学生，给他们换了较宽敞的囚室，允许他们走动与交谈，还赠送报纸给他们了解外面的情况；伙食标准按警察厅科员例，每人每餐约一毛有零，吃饭时共分五桌，每桌六七人；允许外面的同学探视，也允许里面的同学托寄信外出。 由此可见，警方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以一个文明国度对待政抗议活动和政治犯的标准来看，至少算是合格的。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P192 正如陈独秀在1932年以颠覆罪受审，为自己作的辩护词回忆中所称，“五四运动”是标志其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前，陈氏呼吁重新振兴中华，是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发出的；此后，即转移注意力到劳动人民身上。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P499 早期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李立三在罢工爆发后不久写道：“在五四运动以前几乎没有认识群众力量，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一般进步青年，便受了这个浪潮的冲击，认识国民革命前途，必须唤起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尤其是工人群众。” ——[美]斐宜礼，《上海罢工》，P88 北京街头的标语 陈独秀和李大钊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英文为胡适翻译 上海各界集会 上海商界罢市 扬州市民焚烧日货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欢迎被捕学生出狱 学生救亡讲演团被捕学生出狱后合影 媒体的报导：“破天荒之罢工风潮” 五四运动的结果： 免除曹、陆、章，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 曹汝霖：北洋政府交通总长，1913－1916年任外交总长，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 陆宗舆：北洋政府币制局总裁，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