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宁波商人北洋航线.docVIP

一、拓展辽东海运的曲折发展 自长江口到冀鲁、辽东沿海的海上交通线称为北洋航线，从宋、元起就开始畅通，明中叶后长期湮没，直到清代康熙后又继续畅通。宁波至辽东的航线是北号商船的一条重要航线，宁波商人积极参与北方的航运，把江南的粮食、棉花、纸张、瓷器、绸布等南货运往辽东，又把辽东的豆饼、豆油、参药等北货运回上海或宁波。 宁波商人到辽东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慈溪人秦泚于乾嘉年间“尝客辽东”。董棣林在嘉庆间往返于辽东，频繁采办参药。大豆和杂粮是东北的最主要商品，随着奉天粮食贸易的开禁，宁波商船赴关东贩运粮食，用蛋船与“三不像船”运送。宁波及上海等江南地区的宁波商人从关东输入的商货主要以大豆为大宗。据张忠民的统计，道光十一年（1831）仅上海豆业公所所属大小豆行经手成交的大豆达470余万石。不少由宁波商船运输。贺长龄在《江苏海运全书》中说：宁波三不像船“多行北洋，少行南洋”。这里的北洋包括山东及辽东的沿海口岸。康熙四十九年（1710），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瓷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嘉庆十三年（1808），宁波商人严性被等18人，从关东载运货物到上海。 开通宁波、上海到辽东的航线是曲折的。19世纪初，在镇海、上海驻港的南北号商船400艘，鸦片战争后，外国轮船势力入侵，宁波的船号不断减少。咸丰元年（1851），宁波有商船112艘投入北洋航线。咸丰三年（1853），浙江漕运开始招商，这就使处于衰落的宁波船号又迅速发挥着海运中的作用，但往辽东的船却很少，其原因是盗船劫掠、商人外逃、经费缺少而无力修船。清政府的政策也是一个原因，严重影响了宁波商人参与北方海运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了宁波商人北上奉天、牛庄、营口等辽东地区贸易的衰落。 鉴于上述原因，宁波商人除了自身解决一些问题外，清政府在政策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整。主要有：首行火轮护海运。为确保北洋航线的畅通，宁波绅商集资购买火轮船进行护航。咸丰四年（1854），由慈溪费伦志、盛植琯、镇海李容等三人倡议，自购轮船武装护航，得到鄞县、镇海、慈溪三县船商拥护，集资7万银两，并商请在上海的买办、鄞县人杨坊、慈溪人张斯臧等到广州向外商购得轮船一艘，命名为“宝顺”号，同时，组织董事会筹议章程，设立“庆成局”。这年十二月开始为宁波商船护航，打击扣押“北号”商船、强索赎金的海盗团伙。咸丰五年七月初五（1855年8月17日），宝顺号在奉天复州洋面击沉了匪艇5只，击漏2只，击坏8只，保证了宁波商人到辽东的航线正常运行。其次是清政府在征税方面作了调整。一是减轻商船运载豆类税收，户部议定，可仿临清关杂粮每石税银1.1分之例，再行减去0.1分。二是可以到辽东附带两成免税货物，约合10多万担。三是返程可以到辽东采购货物，即从同治五年（1866）开始，商船运漕米到天津后，可以按规定去牛庄等沿海口岸装载豆、油等北货南归。四是宁波商船赴关东贸易者起初为每年两次，后来增加“一年行运四回”。 由于“宝顺”号的护航和清政府的政策调整，驶往北洋航线的宁波商人能得到较多的实惠，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促使宁波商人和船号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甚至变卖自己的家产，投资海运事业，致使当时的宁波码头出现一片繁忙景象，仅卸载脚夫就有3000多人，仰食于海船之者不下万余人。在往辽东的航行中，涌现出李也亭、方介堂、董棣林等沙船企业家。 二、牛庄与营口的经营活动 牛庄是东北境内最古老的港口，清初是东北地区与南方各省贸易的重要口岸，到了近代继续成为与南方各省贸易的地区。宁波商人商机敏捷，从而使宁波成为牛庄的重要贸易伙伴。 牛庄成为宁波人采购大豆、豆饼、豆油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宁波商人也把烧酒、明矾、纸张、药材等销往牛庄。据同治九年（1870）浙海关署税务司包腊的报告：“从牛庄进口来宁波的有豆类、豆油和豆饼，总值达18万银两；而宁波出口去牛庄者有烧酒、明矾、纸张和药材，共计9000银两。”1877年，浙海关税务司杜德维的报告中也说：“一艘从牛庄装豆类。其中一艘压舱去日本长崎，一艘压舱去牛庄。” 《浙海关贸易报告》记载了1870年至1873年四年内宁波与牛庄的土货进出口贸易额，具体如下表： 营口，原名没沟营，又称西营子。清代前期为盖平、海城两县分辖，清末在此分置营口县。开埠后，宁波商人逐渐转到营口。嘉庆九年（1804），在镇海、上海等地驻港的宁波船就达400多艘，这些宁波船一般北上天津、营口。道光末或咸丰初，营口南方沙船坐港者正常在七八百号，其中宁波船有数百号，每年进港的沙船和宁波船在8000艘以上，除宁波船外，不少沙船也由宁波人经营。正因为如此，营口（没沟营）的税收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 19世纪末，宁波对营口贸易依然进行。1898年10月3日的《中外日报》记载当时就有宁波船进港53艘，时隔两月后又有宁波船进港72艘。这表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