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1).pptVIP

3.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 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 “四个全面” 1. 坚持和平与发展 对时代性质的新认识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东西南北两大问题 和平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 。 中央决议：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文化民族主义 和平主义传统与和谐世界： 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文化（核心是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 儒家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历史上，这一特性一直受到强调。“儒家的伦理乃是和平主义的、入世的”。 韦伯把“士”的官僚化和儒学圣典化的发展趋势与帝国的和平化统一起来。对照西方的历史，他说，在古代西方战争到处是年轻人的事，“60回桥”这个句子（Sexagenarios de ponte，原指古罗马的人民大会不将年满60岁的人包括进来，而将他们推回桥的那一边去。）就是战士用来抵制“元老”(Senat)的口号。然而，中国的士人即为“老人”，或者说他们代表了“老者”。 韦伯认为士人阶层的的官僚化反映了战士阶层的式微，“事实上，这是转向和平主义、继而转向传统主义的关键点。传统取代了神性。” “和平”的文化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等等都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平”的精髓。 中国的和平文化必然作用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同时，“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的这种即刚健自强又谦和内敛文化的国际性传播，有利于建立比较和谐的国际关系。 因为“在中国文化看来，‘和’的法则不仅要求社会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还要求保持国际和平，即要做到‘协和万邦’。” 刘志光：《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2.吸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邓小平：中国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确是有些地方不行了。概括说来，就是一个‘左’字。” “一九五七年夏，毛主席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不幸的是在那中间开始‘左’。反右是对的，但是扩大化了，犯了错误。更重要的是，从反右运动开始就出现了‘左’的思潮。反右以后，‘左’的思想扎下了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3页。）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但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三十八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但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 “ 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4页。）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会犯20年“左”的错误 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 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 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 第四个原因，是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 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本文是作者１９８９年３月至４月访问美国时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收入《胡乔木文集》第２卷。） 江泽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搞“多中心论”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在与党建理论研究班的同志座谈时，有的同志主张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反和平演变。我当时就表示，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 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包括反和平演变的要求。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 3.坚持小康社会建设与党的基本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际上确立了一个稳固的战略结构，其中小康社会突显出战略决策基准的意义。 在这个战略与体制的架构中，小康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道德的改革中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同时，战略决定体制，决策依据基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十年的持续发展，表明了这一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