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时代化中国特点 .doc

宪法时代化中国化特点 　　一部宪法要想得到有效实施，就要既体现时代精神，又符合国情。所谓体现时代精神，就是体现所处时代的核心价值追求，符合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而不能因循守旧；所谓符合国情，就是符合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切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发展状况，不能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就我国现行宪法而言，这意味着时代化和中国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时代化，中国化就无从谈起；没有中国化，时代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我国现行宪法之所以已经走过了３０年历程并顺利步入“而立”之年，不仅因为宪法实施的外部条件较好，而且更因为宪法自身比较好地解决了时代化和中国化问题。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的时代化和中国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 　　现代宪法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是近代以来西风东渐的产物。但是，传入我国的“西风”并不仅有主要经由东洋日本而入的欧美之风，而且还有主要经由北方而入的苏俄之风。人们通常所讲的“西风”往往只是指前一股风，所以西化通常指的是欧美化。然而不论是就地理位置还是就文化传统而言，这两股风都属于“西风”。就前一股欧美风来说，由于其思想源头是由“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假设所支撑的自由主义，强调人的个体独立性，认为社会是由个人以契约形式结成的共同体，组成社会的目的是增进个人幸福和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因此社会的每一项制度安排都必须经过其成员依照一定质。”④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公民权利第一、国家权力第二这样的观念，但不再以义务为本位已经是大势所趋。１９８２年宪法对权利与权力关系的这一新认识对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以后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重大法律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宪法基础和保障。 　　二、探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质是“分蛋糕”与“做蛋糕”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制度安排都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实践证明，“分蛋糕”与“做蛋糕”犹如鸡与蛋的关系，或者说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决然分清的问题，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突出问题来着重加以解决而不能固守教条。针对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所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想，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⑤后来，邓小平同志又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⑥但是，邓小平同志认为，仅仅有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是“共同富裕”。１９８８年５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⑦后来他又进一步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⑧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对如何解决先富与共富问题作了更加明确的阐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⑨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办法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也是我国１９８２年宪法处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思想，其许多规定和制度安排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片面强调公平或者片面强调效率，或者试图改变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办法，都是违背宪法的。 　　三、重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人民主权、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是西方国家政权建构的三大理论支柱，而人民主权、代议制和民主集中制则是我们国家政权建构的三项理论根基。民主集中制最初是由列宁同志作为一项建党原则提出来的，后来被用于国家政权的建构，成为与三权分立原则相对的一条重要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初衷是为了形成集中统一意志而又不至于导致个人专权，试图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取得平衡。但是，在实践中不论是当时的苏联、东欧国家还是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存在着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问题，甚至演变成“你民主、我集中”的领导“一言堂”。针对这种情况，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⑩并明确提出：“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瑏瑡１９８２年４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出：“要解决民主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