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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行政决策水平应把握的价值维度
[内容摘要]: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活动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一切行政活动都有赖于正确的行政决策予以指引。如何优化行政决策、提高行政决策水平,是行政管理活动需要着力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认为,提高行政决策水平,除注重技术性手段外,根本在于确保行政决策的正义性,核心在提升其合法性,关键在增强其科学性。正义性、合法性、科学性相互依存,联动运作,共同构成了我国行政决策应遵循的价值维度。 [关键词]:行政决策 正义性 合法性 科学性 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活动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一切行政活动都有赖于正确的行政决策予以指引。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政管理活动的环境日益复杂,行政决策涉及的因素日益增多,行政决策的难度日益加剧,因而对行政决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在行政决策过程中遵循正义性、合法性、科学性的价值维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优化、提高行政决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行政决策应遵循正义性维度 正义问题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进行理论政治学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价值问题。“正义之所以是首要的,在于正义的要求超过其他道德利益和政治利益,无论这些利益可能有多么迫切。”[1]在20世纪的理论政治学的讨论中,正义问题一直是个热点,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都必须借用这个概念。1971年,约翰?罗尔斯发表了著名的《正义论》,以“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观念为核心,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英国学者威廉?葛德文也认为:“用道德上的正义作为研究政治真理的标准是恰当的。”[2]并在其既有世界性影响的代表作《政治正义论》中对正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在同每一个人的幸福有关的事情上,公平地对待他,衡量这种对待的唯一标准是考虑受者的特性和施者的能力。所以,正义的原则,引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一视同仁’。”[3]显然,这里的正义意指政治活动能保证权力的归属属于全体人民,政治运作能维护人民的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广大人民尽可能充分地享有民主。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这是正义原则在制度层面的最高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对正义的最根本的维持。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邓小平同志更是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原则:“要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6]党的十六大又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7]这是我国对正义的政治追求,也是正义原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体现。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告诉我们,行政决策解决了政治资源的定位和分配问题,也决定了行政管理活动的方向及方式取舍,它以其特有的结构形式和功能影响、制约其他行政管理活动发挥作用的限度和范围,以其特有的权威引导和保证社会发展的方向。行政决策对整个行政管理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无论是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都是其他行政管理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先导,其本身的正义性是政治正义性得以贯彻和体现的重要载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决定了我国行政决策必须首先解决好其正义性问题,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8],做到决策体制符合民愿,决策目标体现民情,决策方式考虑民力,决策过程尊重民意,决策结果顺应民心,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际上,“经济人”假设告诉我们,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官员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在政府官员的效用函数中,包括他自己的利己目标和他的委托人希望他最大化的目标,而这两个目标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往往需要政府官员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或有所侧重。“承认市场经济就是承认个人目标效用最大化的合理性,承认个人具有充分的选择权利的合理性”[9],这就导致行政决策主体的决策并不一定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与此同时,“特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往往谋求政府保护,进行“寻租”活动,这就可能导致决策主体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来保证“特殊集团”的利益,从而出现部门利益化、利益审批化等现象,这违背了行政决策的正义原则,也是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想悖的,正如赫费所言:“如果法和国家制度通过蔑视个体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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