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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控因素与上海经济发展 　　作者：陈家海 　　上海经济 1995年01期 　　一个国家内某一地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事物，必然会存在一系列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对其发展产生影响。有时，这种影响是极为显著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上海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干全国性经济体制因素和政策因素曾对其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或者说，若干全国性外部因素对上海经济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不可控性。 　　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的开放性、中央政府的生产力布局政策和地方财政收入的转移，是四个曾对上海经济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不可控因素。本文试图说明这四个因素曾经怎样影响甚至决定了上海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阶段性状态，并分析它们可能会怎样继续制约上海经济的未来发展。 　　因素之一：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体制是可选择的。然而，对于一国中一个地区，则几乎不存在这种选择空间。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性地区，当然不可能具有对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选择权。对于上海来说，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外部给予的。 　　自5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转向了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上海的经济功能不可避免地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转变所直接引发的变化包括：(1)国家最高金融管理机构选址北京，金融体制转向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框架，上海曾经具有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随之丧失。(2)由于产品分配计划替代商品的市场交易，上海曾经具有的国内最大商品贸易中心的功能明显萎缩。(3)由于整个经济从市场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也由于其它一些原因，上海第三产业中的许多行业随之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基础，三次产业的GNP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逆向性转变。 　　作为一个省级经济行为主体，上海对于上述变化趋势是无力抵御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框架规定了上海经济的主体功能只能是一个工业生产中心城市。 　　当中国经济重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上海的第三产业，其中包括金融业和贸易业，得到恢复并获得显著的发展，是很自然的。然而，由于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态势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上述体制转变并不意味着上海必然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重新取得原先的地位。在新的发展时期，上海的区位优势依然存在。但是，若干其它经济优势，已经基本丧失，或已被严重削弱。 　　因素之二：经济的开放性 　　对于上海的经济发展，第二个不可控因素是，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由于诸种原因，中国经济没有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这种外部给定的政策环境，使上海原先已有的国际转口贸易功能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长期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从而使得上海的出口总规模的增长被限制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变化区间内。但是，由于特定的对外贸易体制，又使上海相对于国内大部分省份而言处在一个明显有利的地位上。按照体制规定，外省的大量出口货源须由上海收购后再转出口，这样，就使上海的国内转口贸易功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得以维持。 　　当中国经济重新走向开放时，它带给上海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会使上海经济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高它的出口依存度，强化它的国际转口贸易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不同口岸间的激烈竞争，也会形成削弱其国内转口贸易功能的压力。 　　因素之三：中央政府的生产力布局政策 　　第三个不可控因素，是中央政府的生产力布局政策。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经历了一个大规模“西进”的时期，投资重心在内地。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又经历了一个“东回”时期，投资重心转向沿海。然而，无论是“西进”，还是“东回”，国家投资的主导性布局倾向都是平衡投资，即基本以大区为单元，较为平均地将全部投资额分布在各个大区。在大区之内，则既有某种程度的平衡投资倾向，也有某种程度的配套投资倾向。在80年代以前，上海所获得的国家投资，是较为有限的。这种生产力布局政策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使上海的经济增长缺乏大规模投资的强劲支持，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其次，它使上海制造业失去了借助于投资活动而取得技术进步的机会，从而严重削弱了上海的技术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央各部在上海的工业投资活动，对上海工业结构的混合型发展趋向，也有着强大的诱导作用。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投资体制的变化，中央政府的生产力布局政策的影响力，已趋向弱化。 　　因素之四：地方财政收入的转移 　　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持续30余年的大规模上缴，给人以深刻印象。从50年代末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上海地方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处在很低的水平下（均低于20%）。其间最高年份1975年为19.5%，最低年份1968年仅为7.7%。这种状况直到1985年才得以改变。从那时开始，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1985年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