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骥之屈原解读.docVIP

蒋骥之屈原解读 　　摘 要：屈文中的悲愤情感，早就被人认可，蒋骥之独特性在于突出了这种情感方面。这既是立足文本的解读，也受蒋骥个人人生经历的影响。最后，虽然屈原多悲愤之感，但是蒋骥认为其投江是长久思考的结果，而非轻生。 　　关键词：悲愤；为彭咸；好修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3）-18-0-01 　　一、悲愤之情概述 　　屈原因忠获罪，在文章中就已表明自己是“发愤以舒情”。对于这种愤懑之情，早在汉代就被人认识。这构成了蒋氏对屈文情感解读的重要方面，同时他认为屈子投江是为达到悟君目的，是长时间思考的结果。 　　王逸在曰：“《天问》以泄愤懑，舒泄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1]已认识到屈文的抑郁不平之气，蒋骥认可王逸所说的《天问》是输泻愤懑之作，但是对于《天问》文义没有次序则予以否认。在蒋氏对《天问》的注释中，屈原忧思已经不简单是源于个人，更渗透了家国兴亡之感。在解释“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时，蒋骥评价屈原说“此盖原自喻以死殉忠之意……自伏匿穴处至此，盖推究楚之故实以寓意之辞，旧说直以为原之自序，不复作诘问古先语，于文为失体矣。” [2]蒋骥此处认为屈子在天问中有所寓意，而并非都是原之自序，同时屈原投江以死的做法也成为其忠诚的表现。如果说《天问》篇输泻忧思愤懑之感，只是对前人的复述，那么自屈文其它篇章注释中反复注明屈子心中悲愤之情，则体现出蒋骥个人的理解。 　　《离骚》：若自悔其滋树，而贻人践踏之具者，亦愤激之辞[3] 　　《九歌》：作者于君臣之难合易离，独有深感，故其辞尤激云耳，非特为君臣而作哉[4] 　　《惜诵》：盖原于怀王见疏之后，复乘间自陈，而益被馋致困故深自痛惜，而发愤为此篇以白其行也……愤激之词也。[5] 　　《涉江》：此激于愤怀而有绝人之志[6] 　　《怀沙》：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将悲愤所激[7] 　　《悲回风》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忧，故托游天地之间，以泄愤懑，终沉汨罗，从子胥、申徒，以毕其志也。[8] 　　《远游》：《远游》发端曰：“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全文都摄在里，皆深悲极痛之辞也。[9] 　　《卜居》：以忠获罪，无可告诉，托问卜以号之，其谓不知所从，愤激之辞也。[10] 　　于此不再一一列举，自《离骚》至《卜居》等篇，蒋骥反复将屈原悲愤之情予以阐释，认为屈子是发愤著书以达到舒忧娱哀的目的。对于屈文中蕴含的情感问题，蒋氏并非单单就文字表面以定结论，而是多加体会，领会其深层内涵。因此，认为《卜居》中的不知所从只是愤激之辞。这种着眼于深层的情感体认，在他篇中亦如是。《远游》篇对南游之乐详加描写，然而蒋氏却说“乐不至，不足以弭其悲，故言南方之乐独详。至乐之中，有至悲者存，不可不察也。” [11]此处着眼点在于分析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对屈子心态细加体会。 　　司马迁《屈原列传》记载：“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在此，司马迁对于屈原内心的情感突出的是怨艾之情以及不平之气，屈子因心中有怨故而付诸笔端。而在蒋骥这里，强调的则是激愤之情。就屈原文本来看，其在文章中已经反复著明悲愤之意。然而，屈文中蕴含了丰富的情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写其悲愁之感；“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抒其怨艾之情；“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输泻其伤心难抑；“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忧其相接”又写其诸多忧愁。追溯蒋骥突出悲愤之情原因，除了依从文本以注释外，另一个很重要原因，应与其个人人生经历有关。他在后序中写道：“余老于诸生逾三十年，场屋之苦，下第之劳愁，殆与身相终始。年二十三得头目之疾，毕生不痊，畏风若刀锯。凡春花秋月人世嬉游之事，概不得与。” [12]其个人受制与科举，屡次不中。而身体又多病患，人世间嬉戏游玩之乐，多不能参与，其内心苦痛可想而知。所以在序中句已经明确提出其是“发愤论述其书”。他又提到“世之学者因注以知其文，因文以得其人，则岂惟舒忧娱哀于百世之上，将百世之下闻风者亦有所兴起也。” [13]也就是说注释屈文对他来说不但是舒忧娱哀的途径，也是为了对后有所影响。 　　二、以死悟君，志为彭咸 　　屈原投江是否是轻生的问题，汉代起就存在论争，蒋骥虽然对屈原情感评价为“激愤”，但认为其投江却是迟迟不忍遽死，其投江也是为了冀君之悟。司马迁史记记载“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他认为屈原即使是在放流时候亦是心挂楚国，故而希望能够悟君，此这种说法并没有和屈原生死问题相联系，且认为屈子悟君目的并不仅仅是针对个人困境，同时也包含了“俗之一改”，即为国家而悟的目的。明代王夫之亦曾对屈原悟君的问题有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