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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摘要：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全球化发展，金融监管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球混业经营浪潮中，分析本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效率。寻找适应本国金融发展需要的金融监管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综合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和成本有效性分析两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模式效率进行分析，最终提出适合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方式和建议。 　　关键词：现代金融业金融监管模式监管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5-176-02 　　 　　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及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潮，金融监管的制度模式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之中。究其监管体制改革的本质，归根到底是在混业监管与分业监管之间进行选择。而面对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一些发达国家准备或正在改进其金融监管制度模式，以防止危机对经济的进一步拖累。鉴于危机带来的严峻现实，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对中国当前金融分业监管模式进行效率分析，以寻求适合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监管模式的变革方式，并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对切实保障中国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金融监管效率与中国的监管模式的演化历程 　　 　　1　金融监管效率。金融监管效率属于“配置效率”及“宏观效率”的范畴，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促进被监管者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和抗风险能力的增强，并由此提高整个金融业的效率；二是监管当局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本身的效率。陈建华认为，“金融监管的效率就是达成金融监管目标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金融监管的目标一般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归根结底却是维护一国的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为实现这一根本目标，金融监管机构中的政策制定者不断根据变化的金融环境及金融经营形式改变其政策导向。但是，一项监管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过程中必然耗费社会经济资源以及最终将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如果监管耗费的资源成本大于其获得的收益，这项监管无疑是缺乏效率的，甚至是负效率的。由于金融监管自身具有的垄断性以及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存在，监管当局又毋庸考虑其政策的运行成本，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过度监管或监管过度松懈的风险，从而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和社会福利产生巨大的影响。 　　金融监管成本，指的是金融监管部门为了实施有效监管，而对监管工作从组织、运行、实施所做的必要投入以及由于金融监管而使金融业在遵循监管方面的投入，以及业务发展和金融创新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而产生的损失。其主要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部分。显性成本，也即直接成本，指制定执行金融监管政策本身所需花费的成本，包括金融监管工作中所投入的硬件设施、组织运作以及监管人才的培训等等。隐性成本，亦称间接成本，指那些从现金角度几乎隐形，但由于监管过严或过于放松，限制被监管者的活力和创新或造成风险扩散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的成本。而金融监管的收益，是指如果金融监管当局不实施监管，则金融体系不稳定，并由此所造成的损失。换句话说就是因监管避免了不稳定从而所得的利益。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金融监管的收益是一种预期收益，由于不实施金融监管的后果有很多种，那么可以说金融监管的收益就等于无监管所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所谓的金融监管效率即在一定金融监管成本的前提下，使监管收益最大化；或者在监管收益可见情况下，实现监管成本最小化。可见，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不仅与被监管者自身的自我约束行为相关，与金融监管模式及监管机构的有效选择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选择适合本国的监管模式才能更有效地减少监管过程中的阻碍及损失，更能提高本国的监管效率。 　　2　中国的监管模式演化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对金融业的监管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但随着金融机构种类的多样化和金融业务品种的快速发展，在分业经营格局基本形成后，1998年中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将证券机构和保险公司的监管权移交给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保监会)，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多头”监管模式。在这种监管模式下，三家机构在国务院领导下，监管职能分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证其合法运行。中国保监会依法统一监管保险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式很快就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尤其是《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颁布，使中国人民银行风险监管的意识逐渐加强，促使其考虑如何对银行业实施更加有效监管的问题。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