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人事行政管理念 .docVIP

管仲人事行政管理理念 　　　　管仲是活跃在春秋前期历史舞台上的一位功勋卓著的政治家、思想家。尽管他曾经开罪于具有雄才大略的齐桓公,但因其颇具经世治国之才,使得齐桓公不计带钩之仇,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在相齐时,能够使齐国从众诸侯国中脱颖而出,首霸中原,不仅仅得益于君臣二人齐心协力,励精图治,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的治国思想中的人事行政思想。 　　一、作用: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管仲是位非常务实的政治家,他能够实事求是的承认贤才在管理国家事务及社会事务中的作用。贤人未出的社会是怎样的呢,他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1]在原始野蛮状态下的社会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于是需要贤才来管理社会。“故智者假众人之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2]在这里,管仲指出在人类社会初期,贤才就具有能够组织民众共同制止强暴及弱肉强食的行为,同时贤才还能树立起行为规范及道德规范,为百姓所遵循与仿效,以此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当国家产生,君臣出现之后,要想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在诸侯争霸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且能争得天下,其当务之急便是争得天下人才。“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3]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待天下之贤。[4]如此,才能做到,“求天下之精材”,“得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才。”[5] 　　二、标准:立义、执法为贤 　　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治国者,对行政人才标准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孔子强调的行政人才标准是道德至上,以仁为贤。商鞅则是“奉法为贤”,能够严格遵守与执行国家法律、法令的人才是贤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在国家行政人才标准的认识上存在着重大分岐,儒家是以“仁德”为标准,调强贤才标准的主观性,而法家则是以是否依法行政即是否以“奉法”为标准,强调人才标准的客观性。而管仲在行政人才标准的认识上,克服了儒法二家各自存在的片面性,既强调人才要“立义”,同时又应当是严格守法与执法的人。这就将人才标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管仲首先强调的政治标准即立义。怎样才叫立义呢,他认为立义就是要重“公道”,去“私道”,以天下为己任,“不为爱尊爵”,“不为爱官职”,“不为爱重禄”,“不为爱钱财”,[6]切不可“援私以为公”。[7]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8]“矜物”就是自满。应做到“功大而不伐(不夸耀),业明而不矜”,[9]不使自己份量十足,容量太满,音律过盛,气氛过度,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立义就是要光明磊落,做事为人,要“正而视,定而履,深而迹”[10]意即看得正,走得正,做事留有印迹,一步一个脚印,没有虚假伪饰经得起检查。但是,管仲更强调应把严格执法奉为国家行政人才的标准。他说,“察能而授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11]朝之经臣,即贤臣,这种贤臣最主要的品质就是,执法严谨,不结党营私,不诬陷上级,面临祸患灾难之时,能以死为国家效力。由此可知,管仲在国家行政人才的标准上,较之儒家以德为贤和法家以奉法为贤的标准,无疑是更为全面,客观而公正,更有利于国家行政人才的选拔与使用。 　　三、荐举:建立法令,量能谋德而举之 　　先秦诸子中,主张荐举贤才充实行政职位的不在少数,孔子曾提出“举尔所知”,希望每个人荐举自己所了解的贤才,他主张:“选于众”,从众人中进行挑选。孟子也同样主张,通过举贤的方式选拔国家行政人才,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认为左右亲近的人说贤,还不行,大家都认为贤,还得进行实际调查了解,如若真的发现是贤才,那么就选择出来并予以重用。然而孔子、孟子仅仅提出了荐贤的主张,对于那些不合荐举标准,不合荐举程序以及见贤不荐,蔽贤不报的行为却未论及。管仲在荐举贤才方面比孔、孟二人的主张更为积极,更有成效,他专门制定了法令,以防止这类现象的发生。管仲强调:“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即通过立法规定人才标准和选择人才的手续,不能由上面随意挑选,也不能只凭本人的“自度”和“自举”。以期防止上面的“私好恶”,和下面的“请谒”。“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人不自度也”。[12]通过推行法制,堵塞“群徒比周之说”、“金玉财货之说”,“谄谀饰过之说”、“请谒任举之说”。[13]对于以不正当途径谋官的人,如相互拉拢,相互吹捧;毁谤别人,抬高自己;以金玉财货、玩好之物疏通门路,或迳自“请谒”要官者,要严厉惩处,以塞幸进之途。管仲提出选拔人才的总原则是“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14]在执行中要注意:第一、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