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法制史研究走向刍议.docVIP

魏晋南北朝法制史研究走向刍议——以两部著作为例 韩树峰 在汉唐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魏晋南北朝法律制度无疑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在传统研究中，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可谓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鸿篇巨制，不过，如点校者所言：“此书论述历代律法，着重在《汉律》、《唐律》及《明律》。”[1]程树德《九朝律考》问世，魏晋法律史的研究才得到较大改观。程树德不仅对此期亡佚的法典索隐探赜，进行翔实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南系、北系概念，谓：“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而其祀遽斩；北朝则自魏及唐，统系相承，迄于明清，犹守旧制……唐宋以来相沿之律，皆属北系，而寻流溯源，又当以元魏之律为北系诸律之嚆失。”[2]论述了两系在法律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程氏结论或者可商，但这一研究使魏晋法律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凸显，学界对此期法律制度的重视和探讨也由此开始。在程着的基础上，陈寅恪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论证了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北朝法制在中华法律发达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隋唐刑律近承北齐，远祖后魏，其中江左因子虽多，止限于南朝前期”，“北周制律，强摹周礼，非驴非马……故隋受周禅，其刑律亦与礼仪、职官等皆不袭周而因齐”；“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3]。这些结论高屋建瓴，颇具启发，构筑起了汉魏隋唐法律发展史的框架和体系。 前辈学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魏晋法制史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以后研究此期法制史的学者对程、陈之说或补充（如北朝五刑制度的发展、八议入律、十恶之罪对隋唐法律的影响[4]），或发展（如未曾展开讨论的晋律儒家化问题[5]），或商榷（如北周、梁陈法律对隋律的影响[6]），魏晋南北朝法制史的研究由此取得了很大进展。 近年来，隋唐法制史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法制史的一个热点，方兴未艾；而大批法律资料的问世，也使秦汉法制史研究再起高潮。相较而言，魏晋法律传世文献不多，考古资料缺乏，研究难度显而易见，此期法制史研究再次出现寂寥冷清的状况。即便如此，学界同行仍在不断探索，积极进取。近几年，大陆先后有三部魏晋南北朝法制史著作问世，三书均系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均致力于探讨一些宏观问题，均努力阐述此期法律对隋唐法律的重大影响，谓其代表魏晋南北朝法制史的最新研究水平和学术发展方向也不为过。因此，主要对其中两部著作略作评述，并进而审视魏晋南北朝法制史研究存在的某些问题，就是一件颇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了[7]。 一 《北朝礼制法系研究》，李书吉着，全文26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下文简称《礼法研究》）。全书除绪论、附论外，共分五章：北魏孝文帝托周改制；北朝周典化礼制体系；北朝礼学系统；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北系；对中华法系的基本认识。 此书可以说是对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继承和发展。就继承性而言，陈着认为隋唐制度有三源，但通观全书，其重心显然在北朝；李着开宗明义：“笔者认为，隋唐制度渊源的主系在北朝。”（1页）陈着从六方面探讨隋唐制度之源，其中有《礼仪》、《刑律》两章，前者占全书篇幅的一半；李着主旨在论述北朝礼制、法系对隋唐制度之影响，而前者占全书篇幅的２/３。在继承的基础上，《礼法研究》也努力做到有所创新和突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陈着对西魏北周依《周礼》改制论述甚详，李着则将这一命题进一步上延至十六国、北魏。第二，陈着主要论北魏、北齐礼制对隋唐的影响，但对其性质未做专门探讨；李着则把北朝礼制特别是孝文帝托古改制作为论述的重点，提出了“周典化礼制”这一新概念。第三，陈着中，礼仪、刑律对隋唐制度的影响分别论述，两者并不交叉；李着探讨的重点是中华法系在北朝的奠定，而“中华法系的奠定主要表现为礼制、法律两大块的有机结合”（9页），可见，礼制与法律如何汇通交融是李着论述的一个重点。第四，李着对陈着将北周作为隋唐制度渊源的第三因子提出质疑，认为“北周是陶冶这些因子（笔者按：应指陈着所言三因子）的炉，或说是主源”（252页）。 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寻求创新与突破，是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就此而言，作者的努力探索无疑值得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礼法研究》臻于完美。通观全书，在论证方法、数据使用以及技术细节等方面，还存在着某些可以商榷之处。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将《礼法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概括如下：北朝礼制改革周典化，周典化的礼制法律化，中华法系由此得以奠定，其标志性的成果《太和律》经由北齐、北周律转而为隋唐律所继承，因而中华法系的源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