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对古典诗文大家的批评论文》-毕业论文设计（学术）.docVIP

PAGE l 论王夫之对古典诗文大家的批评 学术界对怎样看待王夫之对古典诗文大家的严格批评有所关注。如船山将贴近历史、同情人民的杜诗讥为“愁贫怯死”；把元、白写爱情的诗歌斥为“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绸中丑态”；把白居易写歌行的才能贬低为“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对题材和风格多样的苏轼诗文说成为“萎花败叶，随流而漾”（均见《明诗评选·评刘基〈感春〉》及《姜斋诗话》等）；对曹植、陶渊明、陈子昂、王昌龄、李白、孟郊、韩愈、曹邺、陆游等数十位作家，也多所指谪。这与我们的文学史常识大相径庭，不免使人困惑。 一、文化整合，苛求难免 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整合如孔子之刀笔，汉人之罢黜百家，各代正史“文苑传”等中的褒贬，《四库全书》之以“偏”概“全”，王船山之严格批评，等等。历史上，我们的文化经过历次体系的、载体的、代表人物身价的种种整合，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在朝在野的、强权式或内省式的。体系的：如孔子的删定《诗三百》（姑从旧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等。身价的（也涉及体系）：如钟嵘《诗品》对作家作品的品评、《文心雕龙》的精细梳理。载体的：如《四库全书》对典籍的收存或排斥不录（如《清代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所反映的）。 其中“强权”式的，是体现在朝者意志的行为，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纂修。“内省”式的，是在野的、无权的，然而相对“自由”的个人行为，如李贽的《藏书》、《焚书》和王夫之的《诗广传》、《古诗评选》、《姜斋诗话》等，可以无顾忌地进行褒贬、批判（虽然又是不自由的，因为会成为禁书，所以李贽预见式地以《焚书》命名，王夫之的著作在《四库》中也仅收几种）。说是“内省”，但却是他们倾注全部心力，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对华夏文化—文学所作的全面审视。 所以，应把船山对文人的严格批评，放置在历次文化整合的背景和语境中加以看待。 二、船山的严格批评，建立在前人基础上 船山批评陶渊明：“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似衲子者，其源自东晋来。……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坠其中……。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姜斋诗话》）其实，苏轼就曾说：“得一食而欲以冥谢主人［‘冥谢’指来世（轮回）相报，指陶《乞食》同诗中诗句：‘衔戢如何谢，冥报以相贻’，此大类乞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生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东坡题跋》卷２）（看来苏轼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船山则是饥寒也不能以“似衲子”入诗。）朱熹也说过：“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 船山批评白居易，前人何尝没有批评过，如朱熹说过：“白乐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云云，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这是淡而伤。”——“和而淫”、“淡而伤”当然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大有距离。船山批评韩愈：“韩退之倔强标榜，将乌豆换千年人眼睛，人遂甘受瞽而乐以瞽人，悲夫！”（《古诗评选》评徐陵诗），其实，朱熹也说：韩愈的文章“较有些王道意思”（《文论》）。“王道”在这里其实就是激切、霸道的意思。司马光对韩文的评价也说：“其言多矫激太过”（《资治通鉴》卷２４０）。 船山批评苏轼，其实，朱熹也说：苏文“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张戒更激烈了，他说：“诗坏于苏、黄（鲁直）。”又说：“古今诗人……其正少，其邪多。” 另外不应忘记，历代的哲学、经学大师，其中好多人本来对文学艺术就有很多保留。《韩非子》曾提出著名的“儒以文乱法”的观点。《庄子》则声言：“灭文章，散五彩，……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二程甚至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方今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二程遗书》卷１１）《论语·卫灵公》也说：“郑声淫。”朱熹更说，郑声是“淫诗”。而船山也是毫不逊色的经学大师，他对文学的“净化”的要求是有其一定的衣钵传承的。应该说，他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过前人（经学大师），但仍然未能放弃文学反映人欲及贴近历史、凡俗则有害于国计民生的认识。 三、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执着 船山对文坛的批评，并不值得奇怪。但又应该承认，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更执着。特别是对于杜甫，极尽挖苦指谪之能事。而他并不是古典诗文的虚无主义者。正因为他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是过分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才对历代伟大作家如此苛求。且不谈他的哲学信奉（如朴素的唯物主义），他艰难地生活和奋斗在明清换代之际，既有军事起义的实际经验，和广泛的人际联系，又遁迹于山野面壁苦思，毕生追求的理想是纯正的经义之学、纯正的民族主义、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光大中华（但又限制君权，保护自耕农的利益），等等。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