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石和康有变法之失败,解读组织如何“有破有立”.docVIP

从王安石和康有为变法之失败,解读组织如何“有破有立” 　　 　　不客气地说，先立后破远比先破后立的阻力大得多。 下载论文网 　　《那年花开月正圆》热播结束，女首富周莹的传奇人生令人惊叹又折服。在电视剧中，慈禧太后入住吴家东院，召见周莹，问她经商之道，周莹首先回答一个“变”字。而这恰恰正击中了太后和皇帝的痛痒之处。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洋人之法似乎并不可取。列强入侵，太后带着皇帝西逃，变法的新党被杀头，光绪皇帝也被夺权，太后再次掌权。可以说，此时，他们对变法是十分敏感的。 　　但是周莹偏说，变是她经商成功的最大秘诀。太后问，那祖宗之法要不要呢？周莹答，洋人之法与祖宗之法，哪个有用就用哪个。太后半晌说了句，你倒实在。 　　国家治理与企业经营有异曲同工之处，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历朝历代的变法，要么短命，要么变法者最后落个悲惨的下场。 　　企业之变的难度显然要远低于一国之变。变法最突出的问题会出在哪里，企业内部的破与立与国家的维稳与求新有何异同之处，我们来看看从王安石到康有为的故事。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问题 　　公元1069年，北宋皇帝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开始推行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王安石连续在两三年内推出了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等新政。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改变大宋朝积贫积弱的现象，让国家的财政收入丰裕起来。 　　但是王安石变法一波三折，遭到巨大的反对和阻力。反对派人物可谓名声赫赫，包括宰相韩琦在内，有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范缜、苏轼等等。 　　王安石此人，用吴晓波的话说，人品没得说，不贪财，不好色，而且是个干吏，文学才华更是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新政也并未涉及文官集团的利益，目标、动机都非常纯洁，甚至得到政治对手们的认可，但是变法本身，或者王安石本身为什么造成如此大的反对？（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祝勇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描写了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苏轼初出茅庐，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宋史》说王安石刚愎自用。他不仅在于听不进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在于他不屑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如果没有好的监督执行，最后都会走样。比如青苗法，最终成了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赋役代替兵役，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成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的堂皇借口。 　　公元1071年，宋神宗召见苏轼。皇帝问苏轼，朝廷变法，得失安在？苏轼说，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是要从容一些，观察效果之后再做处置。 　　但是苏轼的话并没有产生作用，反而为他自己带来了麻烦。王安石任相第二年，他的老师欧阳修退隐泉林，曾巩被贬，司马光也撂挑子，去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了。帝国的行政中枢，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 　　王安石火线提拔了一些干部，包括吕惠卿、曾布等，而这些人，后来无一例外进了《宋史》的奸佞之臣榜单。司马光说“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王安石的改革派当中，集中了一批奸佞之臣，必然使得自己精心设计的改革路线在执行时变味和走样。 　　百日维新短命之痛 　　镜头自熙宁变法向后进800多年――大清朝咸丰及光绪年间。 　　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让大清朝屈辱地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颜面扫地。封闭的天朝上国第一次感受到了西方列强洋枪火炮的厉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撰写《海国图志》，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 　　要命的是，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中国节节败退，清政府派李鸿章去日本谈判。在与当时的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聊天时，李鸿章表示，十年之前，我们在天津相见，当时聊起过变革之事。遗憾的是，十年过去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按照西方的方法建立强大的军?，国内各项政治也日新日盛，而中国依然如故。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这段对话，一点也不轻松，犹如万箭穿心，懊悔，沮丧，五味杂陈。（《马勇讲史1：觉醒》）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但是仅仅100天，戊戌变法即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等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在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时任陕甘总督的赵白石一天接到六七道上谕，关系到改革的各方各面，尤其是关于现有官员的更替与处置，弄得他这个两品大员都不知如何是好，可以看出当时的变法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