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递延型养老险的福利效应.docVIP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福利效应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福利效应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①。截至2014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3 755万人，占总人口的%②，且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如何应对“银发浪潮”，实现“人人老有所养”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我国目前的“多支柱”型养老保险体系发展存在失衡：第一支柱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负担率过高，个人账户长期“空账”运转等问题使得资金缺口巨大③；第二支柱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覆盖率有限，规模过小，并且只有较具规模的企业才可能有相应的福利待遇，故仍不具备支柱的功能；第三支柱的个人补充养老保险发展最为落后，属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短板，吸引力不足，无法有效推广。因此，为减少全社会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过度依赖，提高制度体系的可调整性和可持续性，我国亟须推动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税收优惠是激励个人投保补充养老保险的有力杠杆，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在德国、美國等发达国家都取得了成熟的经验，证明了其对解决养老压力有着极为显著的作用[1]。与此同时，正如Chetty等[2]所提出的“税收凸显性”（Tax Salience），虽然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比重相对较小，推出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实际作用甚微，但是鉴于个税在国外是大税种，且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给纳税人造成的感觉更加强烈，这样一来，我国个税的“凸显性效应”或称“幻觉效应”让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对纳税人施加的影响就会因此而放大。由此看来，在我国老龄化趋势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作用甚微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推出税延型养老保险“更划算”。因此，准确认识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深入分析税收待遇模式转变带来的福利冲击和激励效应，对我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一种利用保费可税前列支扣除，仅在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递延机制，鼓励民众广泛参与个人养老保险计划的创新保险产品。之所以推崇递延纳税，原因在于个税递延既具有刺激个人投保积极性，也存在发掘商业保险行业发展潜力的双主体效应；同时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兼具保险和投资的双重功能，既符合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稳健性，又兼顾到中华民族历史中的进取性[3]。据此，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做了深入分析和研究：Félix DomínguezBarrero，Julio LópezLaborda[4]从1995年西班牙的个人养老金投保数据出发，通过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个人做出个税递延养老保险投资决策的多类变量及其对该决策的贡献率，得出投保人投资此类个人养老保险的过程是一个出于节税和确保退休生活水平的综合考虑。NS Karamcheva，G Sanzenbacher[5]应用了SIPP（Self Invested Personal Pension）2001年的截面数据，提出参与税收递延优惠的养老保险计划的倾向程度与社会群体的收入有密切关系，高收入群体的投保积极性依次显著高于中、低收入群体。吴祥佑、许莉[6]基于个人补充养老保险TEE模式和EET模式的两种税收模式纳税环节的不同，构建了时间序列的动态数学模型，证明了实施个税递延会造成当期税收收入的减少、恶化政府的福利水平、EET模式下的前期免税损失无法通过远期征税的方式弥补，但通过个税递延最终会降低未来公共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改善政府的远期福利水平。徐杰、方华[7]从政府税收角度出发，利用上海市数据验证了个税递延养老保险的开展并不会导致政府当期税收收入的减少，保险业的繁荣是弥补这种损失的主要来源。尹音频、刘美洁[8]通过构建保险精算模型，实证测算上海市社会经济数据后得出免税缴费率、缴费积累时间、投资收益率均与养老保险替代率正相关的结论。吴祥佑[9]定性地介绍了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会产生收入分配累退效应的成因，以及从税收优惠出发以三个角度反向地分解该累退效应的来源，得出为既发挥个税递延的激励功能、促进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发展同时又能将累退效应降至最低，需要优化制度设计，形成内生的累退效应抑制机制，维持社会公平。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大多停留在定性的研究和地区性的考量上。为此，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首先参考吴祥佑、许莉在递延养老保险的福利效应一文中的研究方法，从效用函数出发证明EET征收模式下的个人养老保险开展对于投保人的正福利效应， 　　　　然后进一步规范确认个人参与此类保险计划的效用来源。而后在个人福利必然改善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即期和远期得到EET模式带给政府福利的冲击是主要取决于投保人的保费工资支付比例以及投保人即期所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紧接着分别从狭义和广义层面得到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