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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人伟:试办汽车托拉斯 　　 　　郭力为试办汽车托拉斯不辞辛苦，倾注了大量心血。我直接参与从调研、起章程、组建直至遭到大批判而夭折的全过程 下载论文网 　　我于1953年9月从哈尔滨外专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一汽），当时对外叫652厂。不久，我被安排担任苏联总动力专家基列夫的翻译，他是第一批苏联斯大林汽车厂来华援建一汽的四位苏联专家之一。 　　在建厂初期，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认识了郭力。他是一汽的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我随基列夫专家几次去郭力的办公室，与他研究动力工程中的问题。虽然郭力的俄语很好，他们可以直接对话，但有技术问题，需要我帮助解释。 　　1956年6月基列夫专家工作期限已到，他开始考虑未来一汽总动力师的人选。基列夫在一汽做顾问，相当于一汽的总动力师。临行前，基列夫要我陪同去找郭力。他说，我很快就要回国了，希望一汽领导能尽早选拔一位接替我工作的总动力师。 　　郭力当即征求基列夫意见。基列夫立刻提出来，建议江泽民担任总动力师。他说，江泽民同志有理论水平，又在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动力部门实习过，掌握了管理方面的经验，是一汽总动力师的最佳人选。郭力当即同意基列夫专家的意见。 　　基列夫回国后不久，一汽党委正式任命时任一汽动力处副处长的江泽民为一汽总动力师。我被调到一汽热电站做技术工作，与郭力的接触比较少。可没想到的是，相隔7年之后，1963年我却被调到厂部担任郭力厂长的秘书。1964年4月，郭力被调往北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一机部），我亦随同担任秘书工作。 　　郭力到部里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试办汽车托拉斯，调整、重组和振兴中国汽车工业。我在郭力身边工作期间，直接参与了试办汽车托拉斯从调研、起章程、组建直至遭到大批判而夭折的全过程，具有深切的体会。 　　郭力为试办汽车托拉斯不辞辛苦，倾注了大量心血。 　　平静上任 　　1964年4月，郭力和我两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前往北京。在火车上，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自己到北京上任兴师动众，前呼后拥。 　　1958年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处于十分艰难时期，工厂生产受到严重打击，生产秩序遭到破坏，一汽也难免逃脱这种影响。1960年，郭力被重新任命为一汽厂长，主持全面企业整顿，力挽狂澜，着力解决在大跃进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 　　1961年初，党中央对发展国民经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久，中央又颁布了“工业七十条（草案）”，国家指定一汽为全国第一批试点单位。郭力担任全厂企业整顿领导小组组长。 　　经过3年左右时间的努力，全厂上下齐心协力，一汽企业整顿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深入基础、稳健务实的作风，受到当时在长春一汽蹲点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周子健、祁田等部领导，以及省市领导的多次赞扬。 　　他亲自蹲点，摸清生产薄弱环节，科学论证，采取有力措施，通过企业整顿，使一汽设计3万辆生产能力，提升到4万辆的生产水平，为今后提高到年产6万辆能力，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就全国汽车行业而言，当时是一汽一枝独秀的时代，年生产能力可达到3万辆。南汽是解放初期从部队所属汽车修理厂改制而来，生产苏联嘎斯51三吨货车，年产不足1万辆。北汽生产BJ212吉普车，年产数千辆。 　　上海还不能批量生产汽车，开始小批量生产交通牌货车。生产汽车配件的企业上千家，分布在全国各地，隶属各部门各地区，许多是以前留下来的私营小企业和街道小工厂，技术水平很低，产量不高。 　　虽然在1950年代中期，国家已在机械工业部门设立了汽车轴承局（简称六局），但管不了全国的汽车行业。就全国而言，汽车工业产品单一，工艺落后，生产能力薄弱，专业化协作水平不高，简单地描述为三个字――散、乱、差的局面。 　　为贯彻“工业七十条（草案）”的精神，1964年初中央决心要以经济手段管理企业，减少行政干预，反对官僚主义。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提出，要组织托拉斯，组织综合性公司或联合企业，这也是生产关系上的一种变革。 　　1964年7月17日，国家经委在反复调查研究基础上，向中央提交《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提出在中央工业交通战线试办12个托拉斯企业，其中全国性9个，地区性3个，包括烟草、盐业、煤炭、汽车、医药、橡胶、铝业、拖拉机、纺织机械、地质机械仪器、电力和航运，并确定试办汽车托拉斯作为试点单位，先行一步。 　　托拉斯（Trust）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实体，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译意是“公司”、“集团”、“生产联合体”。当时国内人们都比较陌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能否运用西方的托拉斯管理模式，来推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呢？中央高层经过多次研究探讨，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在中国试办托拉斯，以改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