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基-徘徊在治与营销之间做传播.docVIP

刘国基:徘徊在政治与营销之间做传播 　　　 下载论文网 /3/ 　　相比其他广告人，刘国基喜欢从政治角度看营销问题，对运用营销学的方法论进行政治传播充满了热情。 　　 　　坐上北京地铁5号线，一路向北，在近于终点处有一座大型楼盘，即是地产广告上经常宣传的“亚北黄金地带”、“上风上水之地”――天通苑，刘国基将“书房”安于其中，他经常一个人远离喧嚣于此看书、写作、会客。满是书的房间角落里，摆挂了很多聘任证书、讲学纪念牌，从中你会看到其游走于学界、商界，来往台海两岸的多重社会身份。在不久前，刘国基即以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专家的头衔专程回到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做了有关“北京奥运营销”的主题演讲。 　　“70年代的大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特别强，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共同性格。”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这段表述，同样也适合与其同龄的刘国基。讲营销、论传播，侃侃而谈中，你会深刻感觉到刘国基超脱专业之上的价值关怀、批判意识，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从早年在台湾组织政治运动到进入大陆置身营销传播事业，伴随他一路走来。 　　 　　“左倾”斗士的不悔之路 　　 　　“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过表现形式却有着个体差异，有的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并试图改变现状，有的却是被动的承受者，安于在既有的秩序中挣扎。 　　小学时受到山东流亡老师爱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启蒙，初、高中在背地里开始大量阅读当时在台湾被划为禁书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作品”，大学时通过外文期刊、大陆对外广播等各种途径了解“共产主义”，如此的成长历程，让刘国基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大陆的“精神信仰”，最终，在农村凋敝、左倾浪潮翻涌的政治、经济时代背景下，这个台湾农民的儿子走上了对既有秩序进行抗争的不悔之路。 　　“左倾”这一概念的含义较为复杂，因不同国家、历史时期及不同领域而不同，大致而言，其代表了一种变革、激进的价值取向。如此看来，1976年，刘国基与人组织成立的“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在台湾“白色恐怖时代”打出“统一祖国，在台湾实行共产主义”的主张，无疑是十足的政治“左倾”。正如历史上没有哪次“革命”不与牺牲相关，刘国基也因为自己的“左统”路线，被台湾“国民政府军事法庭”死刑起诉，判处有期徒刑12年。“无所谓后悔，现在回想，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自己也只有那条路可走”，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刘国基认为，如果重新来过，他还是会继续自己的“革命”。外人认为应备感辛酸的牢狱之苦，在刘国基看来却与之前的学生生活相比改变不大，在狱中他同样天天看书， 并超越之前辅仁大学文学院法国文学系和语言学研究所的学科背景，自学了商学院和法学院的所有课程，“监狱生活让我变成了大杂家，关得越久我的学问就越好。”他笑言。 　　2008年12月15日， 距1949年，60载，距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已30春秋，两岸 “三通”历尽波折，终于实现，“我们当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刘国基的高兴溢于言表。 　　政治与营销，在刘国基的职业历程中是合乎逻辑的统一体，“虽然本来并非立志要做广告人，但冥冥之中总觉得好像有种力量在推动自己朝这个方向走来”。从在“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团体里管理宣传工作，撒传单、组织集会、与各派群众辩论，到出狱后创办《海峡评论》杂志，于1996年、1999年协助林洋港、李敖竞选“台湾总统”，以及在1995~1996年蜂起的“台湾地下广播电台运动”中，他还担任过“call-in”节目主持人，是个让台独人士头痛的广播名嘴，“刘氏脱口秀”在当时拥有包括“前国民政府高层军政界人物”如郝柏村、缪伦等在内的大量忠实听众，刘国基认为上述所有“传播实战”的历练，都为其日后从事营销传播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87年7月14日，恰巧与历史上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同天，国民党解除了台湾的戒严令，刘国基也提前结束了牢狱生活,在母亲已病逝7日后回到台中乡下老家。人事全非、举目悲凉，在处理完老母丧事后刘国基又毅然北上，接任夏潮联谊会主任秘书一职，并于1988年4月成为“反独促统”政治团体 ――“中国统一联盟”的建盟第一秘书长。同年，7月14日，刘国基也开始了与祖国大陆的真正实际接触，莆田、湄洲岛、妈祖庙，漳州、泉州、海南岛，北京、上海、广州，通过父祖之乡以及大陆核心城市之旅，一直属于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天堂”概念得到了现实的印证，虽然有差距但却是真实、亲切的。此后多年中，刘国基以政治团体成员、商人、新闻记者等多种身份频繁来往于海峡两岸，但大多只是事务性、短暂的停留，如此，接触越多，知道得却越少，从而其也便有了深入了解大陆的渴望。 　　1989年冬季，在台湾南部一家贸易公司担任国际部总经理的刘国基，被派往马尼拉工作，主要负责针对菲律宾政府与国会的“府会公关”业务。经过东南亚各国的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