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析说税收长_0.docVIP

多视角析说税收增长 　　这几年的中国税收收入形势，真是格外的好。 　　１９９８年，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实现税收增收１０００亿元的目标，其中的艰辛和甘苦，就是今天回想起来，依然十分清晰，历历在目。然而，从１９９９年起，中国税收似乎走上了快车道，当年的增收额近１５００亿元，增幅达１６．２％，全国税收收入规模首次突破了１００００亿元的大关。２０００年，税收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增收额达到了２３４８亿元，增幅为２２．８％。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１年，增收势头仍旧居高不下。全年增收额为２４５０亿元，增幅为１９．７％。由此，全国税收收入规模又进一步迈上了１５０００亿元的台阶。 　　再往前追溯至１９９４年。那一年，全国的税收收入５０７０．７９亿元。从５０００亿元增加到１００００亿元，我们用了５年的时间。从１００００亿元跃增到１５０００亿元，我们用了２年的时间。照着这个势头走下去，即便最保守的估计，以每年税收增幅１０％计算，至多再花上３年的时间，到２００４年，即可跨越２００００亿元。也就是说，１０年时间，中国的税收收入规模便可翻两番。 　　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本来应当作为一个利好消息来庆贺。国家拥有了较为充裕的收入，政府掌握了日趋增加的财力，可以干好许多过去想干而干不了的事情。诸如健全社会保障、加大科教投入、支援西部开发、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等，都是我们一直想做好，但又苦于钱少而不能全力去做的工作。更何况，增加税收收入在整个政府收入中的份额，提高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又是我们企盼多年并为之付出了不懈努力的目标。当这些事情终于可以提上议事日程，当企盼且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有了实现的希望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为之鼓掌、为之欢呼呢？ 　　但是，与此同时，也可以从社会上听到另一种声音。这就是，税负重了。特别是在经济增长仍依赖政府动用各种手段加以推动的情况下，税收的增加会阻碍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扩大，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劲头。当将这些见解和判断纳入视野，并且同其他的相关因素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在兴奋之中穿插着一些忧虑的成分。 　　冷静下来，平心而论，我们现行的税制还是１９９４年确立的。从那以后，税制格局并未做什么调整，税收政策亦未有什么大的变化。既没有增设税种（纳入费改税系列的车辆购置费改为车辆购置税，以及恢复征收的、属于个人所得税系列的利息所得税是两个例外），又没有扩大税基，亦没有提高税率。按照可以从任何辞典上查到的约定俗成的解释，这几年来，我们并没有采取什么可纳入“增税”范畴、可用“增税”来定义的举措。对于当前的税收收入高速增长，显然只能由经济增长、征管力度加强和费改税等一次性政策调整几个角度去分析。 　　税收收入可随经济增长而自然增长，会因一次性政策调整而跳跃式增加，这些都属于常识性的道理，在此并不需要重新审视。惟一的问题在于，应当如何看待税务机关通过加大征管力度、提高征收效率而带来的哪一块税收收入增长？ 　　在既有税制的框架内依法征税，把该收的税如数收上来，是税务机关的天职所在?也是税务机关必须倾力追求的目标。放着该收的税不收，听凭偷逃税的现象蔓延而不采取积极的行动加以阻止，或者跳出既有税制的框架，随意给予企业和居民所谓减免税的照顾，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税制运行格局经过１９９４年的改革已经逐步趋于规范的今天，无论如何，不能再是税务机关的所作所为。抱怨税务机关因加大征管力度、提高征收效率，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无疑既片面，又不合时宜。恰恰相反，税务机关还应当继续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行动，进一步加大征收管理的力度，力争实现税收的应收尽收。这是必须加以肯定，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一条。 　　不过，换一个角度，站在企业和纳税人的立场上，就其当前所承受的来自于政府部门的负担来看，又的确不能说是轻的。其中的原因也为大家所熟知，那就是，在当前的中国，除了税收之外，政府还使用别的形式，通过别的渠道取得收入。其中，属于规范性的、纳入预算的收入有：企业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以及其他杂项收入；介于规范性与非规范性之间、未纳入预算但可比较精确统计的收入有：预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等；纯系制度外且无法加以精确统计的收入，则是由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自收自支”的各种收费、罚款、集资、摊派收入等。如果将上述四个层次的这些收入统统相加，中国政府收入的总量，将要以税收收入的倍数计算。以２０００年的数字测算，能够统计到的前三个层次的中国政府收入总计为２６３１４．８７亿元，占到ＧＤＰ的２９．４３％。在此基础上，以第四个层次——制度外收入——占ＧＤＰ的５％计算，则加入制度外收入之后的整个政府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３４．　 　　４３％。这个负担水平，是单纯的税收负担数字的２．４３倍。 　　如果以是否纳入预算作为判定规范性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