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派财政理论的破产与科学财政理论的重建.docVIP

盎格鲁—撒克逊学派财政理论的破产与科学财政理论的重建 　　 一、序言 　　 所谓当代的“主流”财政理论是指以“英美”财政理论为主的一种财政理论，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哈维·罗森(Harvey S. Rosen)以及大卫·海曼(David N. Hyman)等人物。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盘引入了以上述学者的著作为代表的欧美财政理论，进而取代了此前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国家分配论”为代表的国内“主流”财政理论，从而使我国财政理论进入了全盘“英美化”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所谓“主流”财政理论实质上就是英美财政理论，而不是我国本土生产的财政理论。 　　 在英语文献中，英美财政理论通常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财政理论，从地缘划分的角度看，该理论主要来自于以英语为主要学术语言的英国和美国；从理论形成的时间上看，该学派的财政理论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从学科性质的角度来看，该学派的基本特征是把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财政学具有经济学属性，把财政范畴视为“经济范畴”。 　　 从财政学说发展的历史来看，财政学实际上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策源地，是这些学科的“母学科”，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财政科学以及经济科学发展的这段重要的历史却被遗忘了，甚至被有意识地遗忘了，进而导致了现代人把财政学与经济学的学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搞颠倒了。现在流行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与财政学教科书，都把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部分，认为财政学属于经济学的一个“部门学科”或者“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也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者属于经济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而学说史的本来面目是：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财政学；经济学产生于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和财政学学术界当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颠倒了辈分”、“弄乱了常纲”的乱象，从财政学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主要原因就是财政学被“经济学化”了。 　　 英美学者把财政学“经济学化”的主要结果是误导了财政理论的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英美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实质上也包括我国在内的东方财政学界)主流财政理论一反欧洲大陆财政学的传统，把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几乎不加甄别地引入了财政学，以市场失灵理论为起点，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为核心，以福利经济学范式为基础，实现了财政理论的全盘经济学化。这种全盘经济学化的结果，实际上是使财政学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失去了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学科自身的分析范式和对现实财政现象的解释能力，使财政理论成为一种没有自己思想、没有自己方法论的“弱”科学，成为经济学的附属品。 　　 本文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学说发展史为主要线索，分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财政理论被经济学化的几个基本点，并提出了作者就未来如何重新构建科学的财政理论的几点设想。 　　 二、被误导了的财政学 　　 英美财政学者把财政理论“经济学化”的过程实际上始于美国的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①，而目前在美国和我国最流行的英美财政理论教科书，即美国财政学家哈维·罗森等学者编撰出版的教科书则完全秉承了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 　　 哈维·罗森在他的教科书《财政学》(Public Finance)第八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本书讨论有关政府税收和支出活动，通常称作财政。……本书的重点是阐述政府的微观经济职能，阐述政府影响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H. Rosen，2008)。在这里，罗森实际上是把财政学定义为经济学，定义为“阐述政府微观经济行为”的一门科学。 　　 我把上述以罗森等人为代表的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财政学的观点称作财政学的单纯的“经济理论观”。财政学的单纯的“经济理论观”的局限性不仅仅在于其对财政活动性质在认识上的迷失，而且经济理论本身的局限性也导致了有关学者们在指导政府财政活动、影响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误导作用。 　　 首先是理论上的误导。财政理论被经济学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用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替代了传统的财政学概念，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替代了传统的财政学基础理论——这就像一座摩天大楼被颠倒了，把大楼的顶尖作为大楼的基础，而大楼的基础则成了大楼的顶尖。这样做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主流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从市场失灵理论出发，在逻辑上推导出政府及其财政存在的必要性，推导出解释现实财政现象的方法论与分析范式——这些方法论的核心就是用经济学的标准作为解释和分析政府财政行为的标准。②问题在于，政府财政首先并不是以市场失灵为起点的，政府财政最初并不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才建立的。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