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的构建略与反思.docVIP

社区社会的构建策略与反思 　　　　正如康德在 18 世纪要问“自然如何可能”、齐美尔在 20 世纪初要问“社会如何可能”一样，进入21 世纪，国家导向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仅仅 30 多年，如果冒然问中国社会如何可能或许还有些贪早的话，转向承载单位替代的社区，30 多年各方持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的社区，现在是否可以问社区的社会如何可能? 　　关注社区的社会，首先源于城市化飞速发展下社区这一地域性容器，受到中国社会自上而下、自古至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重视，一波又一波的建设规划、制度设计和社会资源都涌向社区,即便在社区自治、业主维权等关键性问题上仍有争执，作为介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城市社区，目前已不仅剩下家庭及居住空间，还同时容纳了政治（多元治理架构）、经济（物业管理）、法律（物权法）、文化（社区意识及活动）、技术（社区网络），甚至宗教等多元要素，内外合力下社区正滋生出一个社会版图，它既包括客观的地理空间、治理模式、市场运作和日常往来等，也正在培育主观的社区融入、社区认同和社区归属等意识，由此，去探讨社区的社会正是时候；其次，由社区导向社会，直到通往好社会的理念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社会学者埃兹奥尼发起了一场社区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社会运动，由 50 位学者和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了社区主义宣言,其核心思想是“必须以社区主义的观点来影响我们时代重大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虽然社区主义派别众多，立场大相径庭，但对社区建设的终极目标———建立一个好社会（Good Society)这一点均有一致的认同；如果说西方社区对社会的贡献更多来自于社区自组织体系对公民参与的吸纳和培育的话,那么中国社区由外向内的建构模式,国家侵入、行政干预的痕迹明显，何以谈社区的社会?诚然，在中国的城市社区，国家透过基层组织的维系和扩张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既有秩序、增强政权的绩效合法性、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和协调利益矛盾方面有积极的效用，而同时损耗的社区社会自主性、程序合法性问题已在近一、二十年的社区发展中逐步呈现，并由随之导入的物权法、物业公司、业委会等机制，以及在社区冲突、社区维权中不断觉醒的居民社区意识等共同来消解，由此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的互动、冲空、妥协、共生及合作等局面也恰好构成中国城市社区社会的独特景观，何去何从，社区的社会何以可能，共同期待的中国好社会能否建构等都值得深思和探索研究。 　　一、小社区大社会，抑或大社区小社会? 　　社区和社会，表面上看这一组从区域广度到联结纽带都有差异的名词，早在 19 世纪末西方城市化刚刚勃兴之时，滕尼斯对此曾做区分：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它强调人际之间有着强烈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而社会的特征则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松散的人际关系。韦伯也几乎在同期认为社区（共同体）偏向情感驱动，而社会更注重理性取向的利益平衡。但两位学者都不否认从社区到社会，或者从社会到社区的勾联关系，前者认为“社会和社区都不是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的，它们相互渗透、交错在一起，只能说有时这一个占优势，有时另一个占优势。” 　　而后者也倾向于“大多数社会关系都部分地带有共同体的特征，部分带有社会的特征。” 　　时至一个世纪之后，社区和社会，无论从感性和理性的维度，还是从主观到客观的视角，其体量及包容性已远超出城市化初期，社区日常生活的画卷被政治裹挟，受经济、文化、法律和道德等的共同侵蚀，社区从地域空间向公共空间，乃至社会的转型已呈显性化。需要厘清的是，社区的社会是暗含小社区大社会，还是隐喻大社区小社会?如果是小社区大社会，意味着社区虽小，但社区中建构的社会无奇不有，无所不容，使得小社区透视大社会或小社区直接呈现大社会成为可能；如果是大社区小社会，表明社区再大，假设国家权力侵入、行政力量干预过度，社会即便有所孕育，它仍是小社会格局，与中国社会目前的“大政府小社会”现状并无二致。 　　关于小社区大社会，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曾有“小地方，大社会”之说，在内容上意指类似像社区这样的地方性社会同时交融政治和权力、生产和科技，宗教和仪式等，并且还映衬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互相关照。由社区观察社会，还被早期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先驱吴文藻先生作为社会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立业之基，他在 1935 年指出“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写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的。” 　　这一从社区出发研究社会的“小型社群研究法”曾被弗里德曼、马林诺夫斯基赞为开启了“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小社区覆盖的大社会，从结构上说并不单指独立社区中的社会景观，还指相邻社区之间的连接所形成的社会系统，有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社区之间形成了三维社会融合：长期性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