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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宪政事例及案例分析 一、孙志刚被殴致死——收容遣送制度的变革 六年前，一个从湖北到广东来寻梦的年轻人，在广州从住地到网吧的路上被 警察要求出示身份证件，由于没有携带身份证件而被视为“三无”人员，然后作为 “三无”人员而被警察收容。在被收容以后，他因声称自己有病而被送到广州市收 容人员救治站救治。在救治站，他因向其他被收容救治人员的亲属喊叫求助而引 起护工乔燕琴的不满。于是，乔燕琴向另一护工乔志军提出将他从201室调到206 室，以便让206室的被收容救治人员来教训他。之后，乔燕琴到206室窗边指使 李海婴等人对他进行殴打。在多人轮番地、残忍地拳打、肘击、脚踩和膝盖撞顶 之后，一个年轻的生命消逝了。年轻人的死激起了公众对暴行的愤怒，然后，乔 燕琴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李海婴等十一人也作为故意伤害罪的共犯分别受到 法律严惩，广州市政府的公安、民政和卫生等部门共有二十多人受到行政处分； 年轻人的死还引发了社会对公民权利的广泛讨论，其中发生了北京三博士上述人 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全国舆论的广泛关 注之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国务院宣布废除。 二、山西夫妻“黄碟案”——公权与私权的界限 2002年8月18日晚11时许，陕西省延安市万花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电话 举报，称辖区内一居民家中正播放黄色录像。派出所遂派出4名民警前去调查。 当民警闯进该居民家中时发现，房间内只有新婚夫妻张秋林和李小叶两人，此时 电视机已关闭。几名民警表明身份，并要求夫妻俩拿出“黄碟”，但该夫妻拒绝 警方的要求。由此，双方发生冲突。厮扯中，一民警的袖子被撕破，一民警的手 被抓伤。民警将张秋林摁倒在床上，然后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名将其带回派出 所。警方将从现场搜到的3张淫秽光碟，连同电视机、影碟机作为证据一起带回 派出所。 8月19日，在缴纳了1000元暂扣款之后，张秋林被放回家中。10月21日， 张秋林突然又被宝塔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带走，随即以“涉嫌妨害公务”被刑事拘 留。10月28日，宝塔公安分局向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提交材料，报请检察院批准 逮捕张秋林。11月4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 出不予批捕张秋林的决定，发回公安分局补充侦查。11月5日，被刑拘16天之 后的张秋林被宝塔公安分局以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回家。12月5日，宝塔公安 1 分局以“案件撤消”为由，解除了对张秋林的取保候审，1000元暂扣款同时返 还当事人。 2002年12月31日下午，由延安市宝塔区政法委张副书记，宝塔区政府办 公室雷主任和宝塔区信访局陈局长组成的专门协调小组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一次 性补偿当事人医疗费及误工费人民币29137元。2003年1月14日，宝塔区公安 分局正式免除了警方当事人之一——万花派出所所长贺宏亮的职务；同时，该所 警长尚继斌被调离万花派出所，调往其他派出所待岗，其他两名协警也被公安机 关辞退。至此，历经半年的“黄碟事件”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简评：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宪法而形成的权力 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在与公民打交道时，不是“老鹰与小鸡”的关 系，而是平等的“兄弟关系”。政府在对公民采取任何法律措施之前，都应当对宪 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给予充分的关注，否则，就会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侵犯公 民权利，给公民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具体地说到“夫妻看黄碟”的问 题，政府应对其中折射的公民权利表示高度的关注。 三、佘祥林杀妻冤案——司法公正是宪政的保障 佘祥林，1966年3月7日出生，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九组人，捕前系京 山县公安局原马店派出所治安巡逻员。1994年1月20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 失踪后，张的亲属怀疑张被佘杀害。同年4月11日，雁门口镇吕冲村一水塘发 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亲属辨认死者与张在玉特征相符，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994 年4月12日，佘祥林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京山县公安局监视居住，同年4月22 日被刑事拘留，4月28日经京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1994年10月13日原 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佘祥林死刑，佘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95年1月6日作出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1995年5月15 日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1996年2月7日，京山县人民检 察院补充侦查后将此案送荆州地区检察分院起诉，后再次退查。1997年因行政 区划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