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与保守：启蒙神话与自由主义.pdf

激进与保守：启蒙神话与自由主义 在20世纪历史风云中，随着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的发展， 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呈现出一种相对峙甚至互 相循环的形态。到了世纪末，这一问题不仅与政治经济、意识 形态密切相关，而且与启蒙理想、新儒家、现代性、后现代性 和文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社群主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之间，并非是完全对 立而难以沟通，相反，三者之间往往出现一种互相补充、互相 依存的关系。那种以冷战思维来看待它们关系的做法早已过 时。在世纪之交，我们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跨文化跨学科角度， 来看文化的双向选择和文化的误读与重释，以及激进主义、保 守主义、自由主义文化的差异与互补问题。在回首一个世纪的 历史意义消长时，我们有必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 出来，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 某种均衡性。 要弄清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怎样交织缠绕，它们同自由主义 的复杂关系， 并怎样此起彼伏进行着较量的，这需要我们走 向历史语境之中，对其基本形态、历史发展和价值趋向加以多 角度考察。 第一节 现代化语境中的启蒙理性 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中西会通逐渐成为近百年中国学术文 化的基本特性。现代中国学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变革，与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密不可分。无论是世纪初还是世纪 末，中国现代化与现代学术命运都休戚相关。可以说，现代化 历程就是知识启蒙的艰难历程和学术思想变革的痛苦历程，同 时也是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逐渐成熟并具备全球眼光的过 程。 一，启蒙者的历史命运。 回首世纪风云，可以看到，中国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与西 方这一他者强势话语相联系，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几乎每十 年就出现一大变上。这与三千年文化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形成 鲜明对比。在这种频繁的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变 中，本土化与全球化形成强大的张力，启蒙者的命运成为社会 发展的标志：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开端，知识与 权力开始分化，启蒙意识抬头。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 代表的君主立宪运动，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演出的 活剧；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颇具世纪开端象征意味 的选择，使知识分子面临土与洋的空前尴尬的二难选 择；1911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第二年正式建立民国，知 识分子在自由的氛围中展望共和远景；1919年，五四新文化 运动爆发，知识分子担当起旧世界埋葬者和新世纪开创者的启 蒙使命，并在传统与现代这一鱼与熊掌的艰难选择中，爆发 了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的世纪之争；二十年代末，国民党 的统一和内战的爆发，使知识分子处于国家前途人焦虑和个体 命运的沉浮之中；1938年以后，在抗战的艰苦岁月，知识分子 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城市到乡村的大迁徙，使其在两种制 度中感受到灵魂的洗礼和文化观念的冲突；1949年，共和国建 立，知识分子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和赶超英美的雄 心壮志，尔后，一切生存方式和言论方式都纳入意识形态的熔 炉重新塑形；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与大跃进，又使知识分子 在曲折的心路历程中进行原罪体认；文革期间，知识分子 从造神崇拜走向怀疑反思，从历史盲点走向反思历史；1979 年，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真理与实践的思索，发出了思想解放的 呐喊，进入了对文革伤痕苦难的沉思与对知识禁果的求索时 期；90年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趋势下，新时期的精神神 话开始被解构，社会文化出现多元转型。整个90年代，知识分 子都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问题--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 西化、本土化与全球化冲突的跨世纪焦虑，而且，这一系列问 题还将延伸到下个世纪。 二，体用二分与两极波动。 自五四以来，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就体现在启蒙与救国的 双重性上。启蒙即以西方之文明 （科学与民主）启中国之蒙 昧，从而使之现代化；救国源于当时的西方文化强权话语给 中国文化带来的颠覆性、侵略性危险，为葆有民族生存活力， 知识分子被迫拒斥西方。这种接纳与拒斥的心态，使中国的现 代化历程充满世纪性苦涩：要保持民族独立必须学西方，而学 西方则有可能被西方权力话语所左右，因此，只能中体西 用，以保持民族之本。这种怪圈在80年代的改革中仍然存在： 要开放、强国，必须学西方，但同时思想领域又必须坚持一 些基本东西，即学西方只限制在器物层面的学习和有保留地学 习其制度，而在观念价值等文化核心层面上则又对其加以拒 斥。总之，强国是用，立国是本。这或许是百年中国 走向现代化的实际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