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向何处去.pdf

民俗学向何处去 80多年前北京大学的 “歌谣征集运动”及其随后在学术界掀起的 “到民间去”的思潮，作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和组成部分，一直使民俗学者引以为自豪。众多的新文化运动先驱如 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等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间，周作人还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但如今在民俗学界之外，上述辉煌的历史已少有人提及乃至知晓，今天并不 景气的中国民俗学的昔日光彩已被人忘却。为什么会如此？该如何评述这段历史？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洪长泰先生出版了《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 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一书 （下称洪书），第一次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 “‘五四’时期中 国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讨论和推广” （中文版自序）。1993年此书中译本出版， 中国民俗学界为之一震。赵世瑜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出身又治民俗的学者，其新著《眼光向下 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 （1918—1937）》亦深受洪书的影响。虽然作者说洪书 “显然是讲民间文学史，而非民俗学史” （p13），而他的书将其范围扩大到了民俗学，但从 此书思想史的切入角度，到1918—1937年的时段划定，皆不出洪书的基本思路，当然这种时 段的限定也有其学术发展的内在因由。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中国民俗学者，其对中国学术传统的熟悉与其对民俗学界众多 “英雄” 人物的思想史述评，依然使该书超越以往中国学者叙述式的民俗学史，得以从宏观的社会文 化思潮的角度把握本世纪初期的这场令人耳目一新的 “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达到了作者 “在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解释” （p14）的目标。 赵世瑜在该书中还特别探讨了中国民俗学早期发展中多学科参与的特点：很多人从不同的学 科角度介入了民俗学，有的人提倡民俗学却并非为研究和发展民俗学，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 最后又转回到自己的领域。他认为这 “是特殊的学术背景、学科本身的性质等等因素决定 的，尽管对学科的整体发展带来一些局限，但总的来说，还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的” （自 序）。在整个第三章中，他详细评述了诸多民俗学 “英雄”，如顾颉刚、周作人、黄石、江 绍原、张清水等，梳理了他们走入民俗领域的个人思想源流与研究思路。在此，作为一种探 讨中国民俗学学科史、思想史的著作，我想，作者在揭示这一现象的同时回避了一个重要的 问题，即为什么众多的先驱人物在涉足了这门有新的研究对象、新的方法的学科之后，没有 为之牢牢吸引住，没有能留下做终生的耕耘？事实上，面对中国民俗学界的现状，正视这个 问题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初的这场 “眼光向下的革命”是出于知识分子了解下层民众、改造 中国文化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种时代趋势之下，歌谣的征集一呼百应，民俗学一时成为显 学。但正如书中引民俗学者赵卫邦所言， “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还是不充分的。 主要缺点是，那些民俗学研究工作的创始者们没有一个人充分熟悉民俗学这门科学的性质、 理论和方法。” （p149）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受过完整的民俗学训练。五四 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出于民族兴亡的压力选择民俗学，希望它能成为一种救亡的科学的。 从这样的出发点，民俗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了搜集国民心态的资料、了解国民心声 的学科。当时大多数的民俗学者都是国学根底极厚的人，其治学的方法亦依然是治传统国学 的考据、溯源、比较，然后再用些新理论进行解释，似乎民俗学带给学术界最重要的东西就 是一种新鲜的、下层民众的材料。当时学者田野调查的目的似乎只在于采风，在于搜集新材 料， “在现在的时候，稍微知道一点学问的人都觉得学问上的一尊的见解应该打破，但至今 还没有打破。所以然之故，只因打破一尊的话单是一句空语，实际上加入的新材料并不多， 造不起一般人的新见解，所以旧见解还是占势力。加入的新材料何以不多，只因大家没有提 起亲身搜集材料的兴致，翻来覆去总是这一点；……” （顾颉刚 《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 出于科学的态度，五四学者都很强调搜集材料的科学性，要求全面、严格的记录。虽然有大 量的征集，亲身的搜集对当时的学者还是困难的，他们的这些工作往往是在家乡、在亲人间 进行的。就拿中国民俗学史上惟一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妙峰山的进香考察来看，顾颉 刚就 “没有更多地通过交谈的形式对香客进行调查，甚至抄 ‘会启’时都觉得有极大压力。 ‘要不是受了压抑了一年的好奇心的逼迫，一定是羞怯得写不下了。” （p225）这种知识分 子的清高，若再加上经费的困难 （妙峰山考察只有50元经费），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