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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公共治理的模式与实现路径 　　高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公共治理模式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是一种在高校、政府、学生、家长以及各用人单位等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中介性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可以帮助这些主体克服教育活动中因为“理性无知”或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错误判断与选择。有学者认为，“20世纪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发明是它的组织形式，即通过中介组织来缓和中央集权控制主要结构本身”，在高等教育越来越民主化与国际化的时代，中介组织的发展不但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又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是在体制内萌芽和发展起来的，还存在自主性不足、社会合法性缺失、运行机制不畅、专业化程度不够等诸多问题。因此，如何通过治理结构与机制优化来促进中介组织的发展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公共治理的本质意蕴 　　“治理”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世纪末的一次关于非洲发展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将“治理”的概念阐释为：“公私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之后，治理的理念被组织行为学所吸纳，并被作为一种优化具有不同利益主体组织的结构、提升组织效率的体系化理论而被广泛运用。如美国学者弗里德瑞克森在《公共管理精神》(TheSpiritofPublicAdministration)中厘清了组织治理中的主体关系，在他看来，随着社会民主化水平的提高，由国家控制社会的既有平衡关系已经开始松动，国家的公共部门并不具有绝对的“上等”地位，而是开始与社会的私人部门、半公共部门一起处于纵横交错的网络环境之中，他们之间很难区分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平等互动关系，各自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其责任担当以及利益分享均处于平等合作状态。可见，弗里德瑞克森将这种“治理”解析为一种公私协同的新型互动模式，其中政府不可能再将国家权力或行政权力以命令的形式来进行社会治理，而是要运用新型的治理工具和技巧来对社会进行引导，总之，国家不再是“独大”的统治者，而是社会的领航者。 　　彼得森与梅特对“治理”与“管理”的真实内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认为：“从概念范畴来看，治理比管理具有更为宽泛的内涵，只要是那些和组织责任与职能的划分、政策体系建构、权力分配、决策过程、特殊情况处置等有密切关系的事项，都应该囊括到治理的范畴之中。” 　　而林伯格将组织的治理过程与公共行政管理联系起来。他认为，治理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动者之间的整合性行动，也是国家对经济行动者进行控制的一种政治性活动，但是总体目标就是为了提升组织的经济效率和行动效率。可见，林伯格将治理看作为国家建构经济的基本路径，国家是治理的主体之一，国家意志影响了治理结构的选择。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可以看出，组织治理行为不同于主体单边性的管理活动，而是不同行为主体在平等互助的合作过程中逐步形成自主自治的网络，实现价值取向与行为的整合，最终达到组织效益的最大化。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是“独大”的管制者，而是要作为行动者起到整合、协调、合作、引导以及管制等作用。而对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治理而言，它是教育行政部门、中介组织、高校、用人单位和学生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的一种新型互动关系，这些行动主体通过彼此干涉、相互博弈而建立的复杂的组织化自治网络，其中，教育行政部门就是“领导者”，“治理型态也将形成从单一控制的垂直结构，转变成为多元核心的结构”。 　　由于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发展性，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治理是动态发展的，是内外部双重互动治理的统一。 　　二、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公共治理的模式选择 　　相对于有着150多年历史的西方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来说，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比较晚。1994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为了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与论证，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包括教育咨询决策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与管理的作用。”20多年来，尽管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有所发展，但是，高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中介组织的职能与效能均未得到有效发挥，究其原因林林总总，但是其中的核心原因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真正的厘清，双方最佳的互动结合点难以确定，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治理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