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pdf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 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 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 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 《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 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 “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 闻理论”， “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 “肤浅”、 “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 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 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 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 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 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 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 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 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 （1842年）中就不无讽 刺地说： “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 了。” （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 （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 “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 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 “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 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 “东化”。这种 “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 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 （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 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 “子 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2），等等，而所要宣 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 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 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 “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 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 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 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 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3） 如果说马克思讲的 “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 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 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 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 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 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 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 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 “仿于中国之邸抄” （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 （王韬）， “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 （陈衍）。 “西学原本中国考”之 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 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一系列 “国 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 “危言”， 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