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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传播学者约翰 ·费斯克（JohnFiske） 1939年出生于英格兰的传播学界的大师级学者约翰?费斯克 （John Fiske），远道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来到霪雨霏霏的6月 台北。在下榻的饭店一侧，一盏柔和的夜灯，洒落在费斯克光洁的额头上。 留着灰白的长须、目光深邃的费斯克，有着老祖父般沈稳持重的嗓音，有 时甚至有点混浊。这位素有「庶民文化的乐观者」称号的费斯克，即便是说到 会心处，也不过是浅浅地露齿微笑。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费斯克仍不改其 对庶民文化的关注，同时也点出横梗在台湾面前的一些问题。 60多岁的费斯克，数度在回答问题前先发出深长的叹息，令人不禁想到， 是否他对庶民文化的乐观坚持，部分是建立在对现实悲观面的体认之上。以下 是访谈纪要。 传播理论的建立和批判 记者（以下简称「记」）：就我所知，你原来念的是文学，为何后来会转 到文化研究？你为何想要将文化研究的思考，引入传播领域当中，你是否感到 传统的传播理论有所不足？ 费斯克（以下简称「费」）：其实我没有转行，当我还在念大学时，并没 有任何媒体或文化研究的课程，以致于我希望能发展这些学门，所以我在英国 建立了第一个大学部的传播及文化研究课程。 的确，我认为文化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挑战到了传统的传播理论。特别是， 过去「线性传播」（Lineal Communication）或过程传播所着重的「发送（sender） －讯息（message）－接受者（receiver）」的理论模型，被文化研究者完全摧 毁。许多传播理论的核心理想是让传播尽其可能地更好、更有效率，而更有效 率正意味着更具宰制性格，这就是文化研究质疑的地方。文化研究可以触动不 同的社会、文化条件，而传统的传播理论则想要忽略社会、历史的偶然性 （contingency），以建立均一的模型，而文化研究却非常强调在地的偶然性， 这是他们之间冲突的原因。 记：你将傅柯、葛兰西、罗兰巴特等理论大量注入传播理论当中，传统理 论者如何看待你这种「革命」？ 费：事实上，我觉得这种融入（fit in）的工作仍未尽完美。我认为葛兰 西(Gramsci)的理论是大部分文化研究的真正核心，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跳过葛兰 西，而能够了解文化研究所开展出来的道路。傅柯(Michel Foucualt)的争议 性较大，但是我个人认为傅柯对文化研究将会有很多启发，我不认为文化研究 可以忽略如此极端重要的思想家，特别是关于监控自我的议题上。 庶民的自主性 记：在你的《了解庶民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一书 中，你对「庶民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做了严格的区分，举出「庶民」具有战争的场域（site）对抗宰制的能动侧面， 这和完全受到媒体霸权操弄的「大众」的臣服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是什么 理由，让你能如此乐观看待「庶民文化」？ 费：细腻考察，很多例子都显示所谓「庶民」有很强烈的抗斗性格。当各 种领域的权力都物换星移或遭到阻碍，庶民即便遭到压迫，却从未被真正的打 倒与赶尽杀绝。我的乐观性是建立在庶民的耐受力（endurance）上。事实上， 许多从属的（subordinate）群体能够利用各种方式强化自己的认同及和他人差 异感，建立自己的独特性。 例如，年轻的世代非常主动地消费「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从中搞出反权威、反传统等不同的东西。很多证据显示，庶民依照 自己的旨趣（interests）大量利用大众传播媒体，用一句传播学名言来说就是： 「重要的是不要看媒体对庶民做了什么，而是要看庶民对媒体做了什么！」 （Not what media do to the people， what people do to the media） 当然，许多传播理论喜欢将媒体做为「媒体本身」（media itself）来研 究，因为这样比较容易，而要耙梳「庶民对媒体做了什么」则要困难得多了， 所以这个面向常受到忽略及刻意漠视，但我觉得这却极其危险。我的工作就是 尝试用庶民的眼睛来看媒体。 「大众文化」让「高级文化」更加巩固 记：在这个E世代，许多人担心过度强调媒体视听（audio-video）等感官 性质，会磨钝、减损庶民欣赏所谓文字文化（literate culture）的心智能力， 你认为「大众文化」是否会吞噬诸如文学等「高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