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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 审前调解问题研究及模式探索（上） 课题组* * 课题组成员：丁寿兴 杨泉宝 包蕾 顾权 如何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观照下，顺应当事人主义的现代私法精神，充分实现司法的民主化，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凸显当事人合意和法律规则的契合，尊重当事人的程序自择权，体现纠纷解决的高度效率化，合理赋予审前调解制度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我们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课题。虽然近年来从学术理论到司法审判实践，对于法院调解工作的讨论和实践甫兴未歇，但是完全倾力于审前调解，并且完整地从“理念--制度--规则--效果”分析模式对审前调解展开全面性、系统性、实证性的研究则殊为少见。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前瞻性地揭示审前调解制度对现阶段社会纠纷解决的重要意义；比较性地鉴析国外和我国有关法院各种审前调解模式的特点；逻辑性地列析审前调解的法律特质和实践范式；系统性地论述审前调解与人民调解、法院立案工作以及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功能性互动关系，从而重新完整地构筑审前调解的理论范式和具体操作模式，为当今日益快速增长的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提供一条成功、迅捷和可复制的进路。 一、审前调解制度设计的理论考察基点 （一）学理维度:充分体现纠纷解决的自治性、民主性和效益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纠纷冲突解决方式的发展变化来展示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冲突解决方式的变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是源于纠纷冲突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 李琦：《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和目标―― 李琦：《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和目标――对司法正义的一种理解》，载于《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 首先，从伦理立场看，纠纷冲突的解决需要对个体意志独立性予以承认和尊重。在现代社会中对每个个体意志的尊重和保护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伦理。正如伯林认为“人类社会的生活状态不可避免的特征是每个人都不得不在相互冲突的、多元的价值或目的之间做出选择，以及对那些企图以强制方式推行价值与目的的一元权力进行反抗。而把选择自己希望的生存方式的自由交由每一个人这一点，恰恰与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相一致，是一种更具有人情味的理想。” 【日】加藤节：《政治与人》，唐士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日】加藤节：《政治与人》，唐士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其次，从功利立场看，纠纷冲突解决过程需要实现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好甚至唯一的判断者只能是他自己，哈贝马斯的正义论就包括“只有个人才能最终判断什么是最符合他本人的利益”。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67, 转引自慈祥继伟《正义的两面》，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67, 转引自慈祥继伟《正义的两面》，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再次，纠纷冲突的解决需要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过程亲自、公开、对等、平和地参与和充分说理。日本著名程序法学者棚濑孝雄对“当事人的合意”的强调甚至到了“绝对正当化原理”的程度，他认为“意思自治指的是个人从根本上能够以自己的意思来营造自己居于其中的空间。根据自己意愿来形成每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意味着真正的自律自治。”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纠纷的自治性解决需要当事人的亲身参与，即对冲突纠纷的解决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不是被孤立在纠纷冲突之外。在纠纷冲突解决的过程中，还需要当事人平和地参与其中，不得以自身的暴力行为来促成纠纷的解决。因为动用私人暴力的冲突解决在直观上是摧毁了弱势一方当事人对冲突解决的自治性——它表明的是，人变得重新听由动物性的本能的摆布，李琦：《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和目标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李琦：《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和目标――对司法正义的一种理解》，载于《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 第四，冲突纠纷的解决过程需要实现普通民众的民主参与。不可否认，现代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是司法诉讼活动。但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西方是以标准、经典、普通正式的诉讼程序为基点来设计整个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话，而我国开始是以大众司法为基点来设计诉讼程序的。所以在司法过程中，调解看作是公民主动参与司法活动的一种典型实践范式，它使司法脱离了权威主义而体现了社会普遍民众的共识和协作。同时，若从制度多元化趋势的立场出发,纠纷矛盾的解决也需要凸现多元互补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实现社会整体的宏观正义。 第五，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