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doc

PAGE PAGE 1 “第二次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04-25 郑起东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点击: 11 “第二次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郑起东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举办的中国经济史论坛“第二次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0月21—22日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共有北大、清华、南开等高等院校和本院学者60余人与会。 会议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专题进行。 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政府绩效的角度，考察了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他指出，清末“新政”推行乡镇地方自治，是给过去实际上由乡绅代理国家治理乡村的习惯和现状，披上了现代政治的外衣。由于这种新建立的乡村基层政权承认原有的乡绅治理，国家并没有将其“官僚化”，即纳入政府体系，其基础仍然还是旧的。国民党在乡村问题上的思路，仍然是它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的基本思路，即走“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道路，但是，与这种在农村建立“政府主导型”办事机构和职责相匹配的两个基本问题，即所需要的经费和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这就导致乡村管理出现了“土劣化”的倾向。怎样看待1949年至1978年间的农村基层政府的绩效呢?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确实起到了保证国家为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和禁止农民流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此期间，农村基层政府也确实在农村实现了与整个国家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政府职能，即发挥了在农村大规模、全面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用。例如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发展医疗卫牛事业，兴修道路和水利，为农民提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这样做尽管代价很大，但毕竟加速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步伐，并为后来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94年开始实行的税费改革，加强了中央财力，使得地方财政收入与“事权”的扩大出现不同步的现象。全国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总收入的21％，但是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1％左右。于是县乡财政就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又进一步导致本地的资金和人才外流，同时外面的投资不敢进来，于是陷入恶性循环。① 如何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与会学者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同看法。李占才(同济大学法政学院)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真正地、彻底地“取消”农民的“负担”，仅仅是“少取”还不够，而应该是“不取”。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仍然沉重。农民负担沉重的最大症结是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冗员杂多，太过扰民。要解决这个问题，靠“简政裁负”是无法根本做到的，甚至是越简越裁越臃肿。只有裁撤乡镇政府，加强村民自治，才能使这一加重农民负担的最根本的“症结”得以彻底解决。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武力：《试论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一个从农村基层政府绩效的考察》(提交本次会议论文，下同)。 ②李占才：《关于减轻农民负担与裁撤乡镇政府的若干思考》。 张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提出了与李占才截然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如今已不是清代“耗羡归公”时的双重统治格局，村组干部远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士绅阶层，基层社会既非自治也并无自治基础。果若裁撤乡镇一级政府，国家与农民之间将出现断层，国家政权将“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其结果十分危险。她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1)明确多级政府间事权范围的划分及各级财政支出的职能结构；(2)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留出一定的财力和空间，在规范其行为、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基层社会的稳定和繁荣。①苏少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则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村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要建立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为农业适应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创造条件，而且还要大力发展类似于当年“新富农”的农户，鼓励、支持他们去扩大经营规模，使其成为我国农村最具生产力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主体。对于农村中尚未富裕起来的农民，政府应对他们进行积极的扶植，鼓励他们通过积极生产经营来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并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维持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② 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处理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要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天朝田亩制度》确是太平天国的立国之纲，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天朝田亩制度》的精华所在，并进而成为太平天国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在“三农”问题上，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