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沦为判例法.docVIP

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沦为判例法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素有“经济”之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法）制定通过。当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立法者对竞争形态的预判极其有限，仅仅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二十多年过去，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竞争形态日新月异。反法规定的11种行为已不多见，实践中出现的多数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反法分则中无具体对应条款，这一现象在互联网领域尤为突出。据《北京市海淀区人院关于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2012―2016）》统计，无法纳入具体案由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只能以“其他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由出现，在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占比已达63%。在法无明文规定、且立法机关二十多年不修法的情况下，法院办案不得不依靠反法第二条：“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长期、大量、主要依据法律原则条款办案，在中国可能也只有反法了。习惯成自然，反法即将（或者已经）沦为判例法。 一、行政机关手中只剩“半部”反法，“半部”反法不能治天下 工商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负有行政管理职责。但是，对行政机关来说，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能依据反法第二条对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只能依据反法分则对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实施行政管理。时过境迁，反法分则规定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中已不多见。工商机关的执法权力仅限于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不断出现的大量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可依，这就使得工商机关手中可用的反法只剩“半部”。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是说论语重要，威力无边。反法作为“经济宪法”，对维护经济秩序至关重要。但“半部”反法只能维持市场经济的天下不乱，或者不大乱。市场经济的车轮滚滚向前，反法二十多年不修改，执法机关不能充分发挥行政管理职能，不能使市场经济的天下长治久安。 二、法院用反法第二条判案实际上是“法官造法”，不能习以为常 反法二十多年不改，市场经济没有出现大乱，是因为有反法第二条在。虽然行政机关不能依据反法第二条执法，但法院不能以法无明文为由拒绝裁判，法院可以依据反法第二条判案。大量案件不能通过行政程序获得救济而涌向法院，法院大量运用反法第二条处理纠纷，勉力维持市场经济秩序二十多年。但是，法院运用反法第二条的关键是解释“公认的商业道德”。把抽象的法律原则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中，必须通过充分的解释和说理，论证某一行为是否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法官通过裁判认定某一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同时确立了一个具体的规则。比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百度诉奇虎插标不正当竞争案中确立了“非公益必要不干扰”规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百度诉奇虎违反Robots协议不正当竞争案中确立了“通知-协商”规则，这些规则均在判决生效后得到了行业的普遍遵循和认可。这一过程，约等于英美法系的“法官造法”。“法官造法”偶尔为之，可以弥补成文法过于僵化的缺陷，实现个案公正。但“法官造法”在反法领域普遍、长期、大量存在，也有明显的弊端。 第一，法律适用难度大，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影响司法尺度的统一。商业道德不同于社会道德，“公认的商业道德”，也不同于社会公德。商人谋利，天经地义。损人利己，本来就是正常竞争的结果。“公认的商业道德”是道德的法律化，如何划定道德和法律的界限，难度很大。因此，何为“公认的商业道德”，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案件，法院内部也需要研讨和辩论。同样的案件，可能因审理法院不同、承办法官不同，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从而影响裁判统一和司法公信力。 第二，行为结果不可预期，行业发展缺乏明确指引。“公认的商业道德”只是法律原则条款，没有细化的法律规则，也没有适用的指引方法。即使大部分案件的裁判结果是统一的，也要经历当事人起诉、法院研究、裁判、一审、二审等环节，裁判生效之后才能成为行业规则。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分秒必争。“法官造法”只是争议产生之后的救济，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仅靠法律原则条款，经营者难以预判其行为的合法性，商业决策风险很大。凡是不可预期的规则，一定不是好规则。“法官造法”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习以为常将积累商业风险、阻碍商业创新。 三、反法修订草案必须细化原则条款，否则不能摆脱“判例法化”这一反法的历史周期律 时移世易，变法宜矣。今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就反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反法修订草案扩充了仿冒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增加了“互联网专条”，并规定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没有抓住这个二十几年一遇的修法机会，对反法第二条作出细化规定，是一个很大的不足。 第一，“判例法化”是反法的历史周期律。虽然现在看来，反法规定的11种行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