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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贸区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定位与完善 摘要：我国的自贸区战略巳近4年，已经初步形成和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目前正处于试验的关键节点。在此背景下，通过研究自贸区定位，探究自贸区税收政策的现状。查找税收政策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对于完善海关税收法律基础、创新税收征管制度、调整税收征管方式，具有显著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制度创新 自贸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自贸区（FreeTradeArea，简称FTA）最典型的特征是“跨政府间的贸易区”。覆盖范围包括加入“自贸协议”全部成员的所有关税领土。中国-东盟自贸区属于FTA类型；而狭义的自贸区（FreeTradeZone，简称FTZ）典型的特征是“境内关外”，在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内，对于运入其中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和其他各税来说，被认为在关境以外。我国的上海、广州、天津、福建等自贸区属于FTZ类型。 纵观发达国家的自贸区，不难发现，“税收优惠”在促进投资增长和产业集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自贸区实施的诸多利好政策中，最吸引外界注意的莫过于海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我国建立自贸区的初衷并不仅仅是要人为划出一个“税收优惠”的特别区域，而是要在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通过制度创新，探寻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如何对自贸区内海关税收政策进行准确定位，并设计出合理的政策进行控制和完善，是今后一段时间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制度创新”是我国自贸区海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核心定位 （一）“转型升级”是我国自贸区的设立初衷 近年来，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绕开被世界广泛认可并遵循的WTO中相关规则，联合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FP）谈判，旨在挑战经济全球化现有贸易规则。TPF颠覆了全球贸易秩序的体系，强调国民待遇以及更加开放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度，倡导的协议内“零关税”，超过WTO的多边贸易自由度，蕴含着更高标准的贸易便利化，以图形成有利于该区域发展的贸易和投资规则。虽然美国暂停了TFF谈判，但是剩余国家的谈判并没有停止。若这一格局最终成型，我国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为了应对TFF所带来的新的挑战，避免受制于人，我国需要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特点，探索运用新的模式，努力维护经济全球化规则，以发挥我国在体系中的作用。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我国自贸区拉开序幕，这是我国交被动为主动迈出的重要一步。2015年4月，广东、天津、福建挂牌新一批自贸试验区，形成跨越大江南北的试验体系。随着我国自贸区的试验成果的不断显现，2016年8月，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随后设立七个自贸区，标志着我国自贸区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二）“复制推广”是对我国自贸区的根本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特区、保税区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经济特区、保税区所实施的政策只能在区内适用，不能与国际市场无缝对接，尤其是制度政策开放程度上还存在很大差距。长此以往，不可避免地形成“政策洼地”效应。而自贸区不是特区，更不是保税区，自贸区是要建立一个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的市场空间，在制度政策上侧重一个“试”字，应为本地区经济发展进行先试先行和不断创新，这就决定了自贸区不以“政策洼地”为优势，而是通过开放尚未开放的领域，研究分析制度政策实施的利弊，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竞争、持续发展的原则，探索研究自贸区在法律层级设置、政府职能转变、税收政策设置和信用体系构建等方面同新形势相接轨的。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货币自由关税等。从而实现“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自由化”的既定目标。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作为“试验田”，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是对自贸区政策的根本要求，这也是我国自贸区的功能定位。 （三）“制度创新”是我国自贸区税收优惠政策的柱心定位 自贸区作为一块“试验田”存在，虽然在自贸区内实施了包括多项税收政策在内的一批优惠政策，但其目的并不是建立税收优惠的隔离区，而是探索一条通过法制、税制和管制三大制度的创新，来促进贸易、投资、金融三大领域开放，从而为全国深化改革探路。自2012年9月创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来，其制度政策上的很多创新成果已被其他自贸区复制推广，而且包括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国家已决定从2017年开始对外商投资实施。因此。在自贸区内使用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仅仅在于通过降低关税刺激总量增长，而更多的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具有行业导向的税收政策。探寻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我国自贸区税收优惠政策的核心定位。在制度的创新过程中，制度的适用性是基本条件，而非所有经验都要生搬硬套，必须根据承接地的制度环境和现实约束，主动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和制度再创新，真正能够改善制度承接地的经济发展环境，进而支撑我国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