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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24 文化与思维系统: 整体性认知与分析性认知 此文发表于《社会心理研究》2006年第1期。 （美）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E. Nisbett） 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美）彭凯平（Kaiping Peng）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韩）崔仁哲(Incheol Choi) 汉城国立大学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法）阿拉·诺恩扎延（Ara Norenzayan） 巴黎高等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 王兵 李陈 译 摘 要：作者认为，东亚人的认知是整体性的，注意整个场域并从中确定因果关系；相对来说，东亚人很少利用类别和形式逻辑，依靠“辩证”推理。然而西方人的认知更具有分析性，主要注意对象及其所属的类别；西方人使用规则（包括形式逻辑）理解对象的行为。这两种认知过程植根于不同的朴素形而上学体系和内隐认识论中。作者推测，这些差异的起源可追溯到明显不同的社会系统。本文提出的理论与论据对长期持有的假设（包括基本认知过程，以及过程-内容区分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文化 思维系统 整体性认知 分析性认知 东亚人 西方人 18和19世纪的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包括洛克(Locke)、休谟(Hume)和穆勒(Mill)]把认知过程描述为仿佛对所有正常成人都是相同的。20世纪的主流心理学采用了这一普遍性假设。从皮亚杰（Piaget）对认知心理学的早期处理，到20世纪中期的学习理论家，直至现代认知科学，这一假设一直占优势。在过去30年里，人们含蓄而且经常明确地用计算机作类比，这可能强化了普遍性的假设（Block，1995；Schweder，1991）。大脑相当于硬件，推理规则和数据处理程序相当于通用软件，结果相当于信念与行为。当然，对不同的人和群体来说，输入不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人们一般认为，在所有人群中，“基本”过程（例如分类、学习、归纳与演绎推理，以及因果推理）是相同的。 然而，甚至受过教育的成人在对推理规则的知识与利用上似乎也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别。尼斯贝特（Nisbett）及其同事的研究（Larrick, Nisbett， Morgan,1993; Nisbett, fong, Lehman， Cheng, 1987；Smith，Langston Nisbett,1992）表明，人们可以学习统计、概率、方法论、逻辑、成本-收益，以及其它相当抽象的规则体系和分类程序，而且那种训练可能影响他们对日常生活事件的推理，甚至他们的行为。不仅正式课程的广泛训练可以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实验室的短暂指导也产生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对特定社会的成人来说，甚至推理规则和认知过程似乎都是易改变的；那么，对明显不同文化中的成员（从出生起，他们就被社会化为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思维习惯）来说，他们在认知过程中可能更为不同就不足为奇了。 在本文，我们认为，在不同文化中存在的大量社会差异不但影响它们对世界特定方面的信念，而且也影响（a）它们深层的朴素形而上学 我们使用哲学家的术语形而上学，而不是心理学家更常使用的术语 我们使用哲学家的术语形而上学，而不是心理学家更常使用的术语本体论（ontology）来描述关于世界本原的理论。因为，除了物质与属性，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外，我们希望表达对非常普遍的观念（因果关系与实在的本质）的关心。 (b)它们的内隐认识论（tacit epistemologies） 我们使用 我们使用认识论这一术语来指人们关于知识的理论，包括什么是知识，不同类型知识的可靠程度，以及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假定关系。这一定义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可能都适合。 社会组织把注意针对场域（field）的某些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 什么会影响到形而上学（metaphysics），即对世界本原和因果关系的信念。 形而上学影响内隐认识论（即对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信念，以及对如何获得知识的信念）。 认识论规定了某些认知过程的发展和应用，而忽视了其它方面。 社会组织和社会实践可能直接影响了形而上学假设（比如原因是来自场域，还是来自对象）的合理性。 社会组织和社会实践可能直接影响了认知过程[比如辩证过程(dialectical processes)与逻辑过程(logical processes)]的发展和利用。 首先，我们回顾一些证据。我们发现，这些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不同社会在思维系统上可能明显不同。这一证据涉及对两种非常复杂的文化（古代中国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比较，包括它们的社会、哲学倾向以及科学观念。我们总结了许多历史学家、科学哲学家以及人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