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宪政进程中的公共利益原则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论文.docxVIP

公共利益的涵义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学科领域都必然涉及 公共利益的涵义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学科领域都必然涉及 或无可回避，学者们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对其的解释可谓人言言殊。本篇论文 采用的是公共利益“不确定说”的观点，并据此认为，不确定的公共利益类型主要是就 “创设性公共利益”而言，而非指“原生性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原则体现于宪法中具 有正当性，该原则与宪法的民主、法治以及人权保障等基本原则互为补充，共同促进宪 政价值的实现。我国宪法中的公共利益原则因宪法自身的特性而在涵义和实施等方面呈 现出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宪法中的公共利益并非是泛化的利益，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需要以宪法和法律的方式加以规范；宪法中的公共利益原则强调补偿的重要性，最终目 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在宪法上并非必然的逻辑或唯一选择：实施 公共利益原则必须具备一定条件等。总之，宪法中的公共利益原则虽然是作为限制公民 基本权利的理由而存在的，但内涵着保障公民权利的实质意义。换言之，维护公共利益 和保障公民权利并不矛盾，相反，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恰恰是最大限度的 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所在。公共利益原则在宪法中的确立，兼具道德指导和法律规范的 双重功能，该原则的实施将会有效抑制以“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并对 社会成员之间、国家机关之间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在200多年前就在宪法中确立了公共利益原则，因此，探 寻发达国家宪政进程中的公共利益原则及其实施情况，寻找出蕴藏在世界各国宪法和宪 政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吸取其合理因素，克服其中的缺陷，将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发展有 一定启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利益理论的演变经历了古希腊、文艺复兴、自由资本 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四个时期，这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各成体系， 二者既有区别，也有某种继承和相通的关系。宪政理论和实践证明，宪法中的公共利益 原则的实施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治过程，它总是和特定国家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相 联。目前，国外发达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模式有三种：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德国的社 会市场模式以及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模式。这些模式分别与本国宪法的公共利益原则 相结合。并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运行方法，保证公共利益原则的实施。国外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实施公共利益原则的模式各有所长，其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违宪责任认定、重视 公共利益原则实施的程序保障以及强调公平补偿等具体做法，对我国公共利益原则在实 践中的运用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然而，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以实 现公共利益的经济模式本身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决定了其实施公共利益原则的 模式也不可能十全十美，特别是在公共利益的判断问题上的缺陷，直接影响了这一原则 TV 的有效实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立宪宗旨己从国家本位转向个人本位， 的有效实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立宪宗旨己从国家本位转向个人本位， 或者说从重视维护国家权力转向更加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与此同时，人们对公共利益 原则涵义的理解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公共利益绝对优先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解决 公益和私益冲突的首要原则，这一观点在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时期受到挑战。根据我 国宪法的规定，“公共利益的需要”是限制公民权利的理由，但宪法对这项内容的表述 是灵活而谨慎的。2004年新修订的宪法第lO条和第13条都只把“公共利益的需要”作 为“可以”征收、征用土地或公民私有财产的理由，换句话说，当公益与私益发生冲突 时，可以借公共利益的名义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必须的，也不 是最佳选择，或许经过利益衡量，还可以通过其它路径、以其它方式分别实现各自利益。 实际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公共利益绝对不能成为否定甚至吞噬私人利益的理由，个人 利益应该与公共利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个人利益可以服从公共利益，但服从的过程 应是一个平等的谈判过程，那种认为公共利益的实现必然带动个人利益，从而强调公共 利益绝对优先的理论与实践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也不符合宪法自身的规定。 公共利益原则在我国民主制度、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中的实际运用表明，该原则在 适用主体、适用方法、适用程序以及适用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 影响了公共利益原则功能的发挥，造成了公共利益泛化的局面，而且还使公民对宪法和 法律产生信仰危机。究其原因，除了这一原则自身的局限性外，宪法权威的缺失、传统 公共观念的影响、政府部门利益的扩张、公民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公共利益原则运行的 法律机制不健全等也是影响其实施的重要因素。为此，本篇论文从完善公共利益原则的 总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