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的国际关系学.pptxVIP

学术研究本应该做“顶天立地”的学问，而中国当前的现实中，“博士生的课题往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也是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大选题大得不够气魄，而小选题却又小得不够细腻。当21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纷纷开始反思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学科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危机与终结问题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后李巍率先提了出来，发表在2010年3月25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一篇题为《国际关系学走向终结？》的文章中。标题便已先声夺人——作者认为，“2009年不仅某个国际关系学者个人，而且整个国际关系学科都遭遇滑铁卢”。无独有偶。《环球时报》评论版编辑王文在2010年5月6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国际关系学面临三大危机》中指出，2009年，中国国际关系学进入了空前的“迷惘期”，表现为“集体边缘化”，“遭遇三大危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或许到了推倒重来、痛定思痛的关键时期”。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所面临的“危机”，显然并非一两位学者的担忧。2010年6月，《外交评论》执行主编陈志瑞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2009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领域出版的最有分量的两部学术著作《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和《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都不是中国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写的”。当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三重困境其一，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建设的困境。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亟须涌现出一批能够代表中国学者独特视角和观点，将中国传统研究方法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蕴涵中国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杰出研究成果。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经过三十年沉积的内在需求，也是时代和中国自身面对世界大势的发展变化所提出的呼唤。当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是，表面的繁荣往往掩盖不住实质的苍白，轰轰烈烈的形式之下大都是经不住仔细审视的内容。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要么停留在“生吞活剥”而导致的“消化不良”的层面，要么由于意识形态因素大于学理层面的反思，使得针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显得苍白无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亟须“独立思考”的力量和“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具体而言，即亟须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和选题的开拓深化、研究方法和途径的独树一帜、研究理论和观点的“东方思维”，而不再是选题上人云亦云、方法上照猫画虎、理论上机械套用。其二，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的困境。应该注意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的应用，如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中要专设章节论述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学术期刊也加强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对论文越来越强调形式上的审查。但在研究方法的实际应用上，中国国际关系学似乎遇到了瓶颈。以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写作为例，传统的历史学考证、史料学等方法不被当下的研究者所重视；哲学、政治学的思辨方法的运用也不够广泛和娴熟；经济学、社会学的统计、调查方法似乎受到追捧，但大多数人因为种种原因望而却步；剩下为数不多的运用量化方法开展的研究却往往让人感觉有故弄玄虚之嫌。再看学术期刊，一篇论文只要套用时髦的模型分析或者量化统计似乎就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专业性”，却全然忽略了方法应该是为内容服务的，以致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局面；而对于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可推广性或可复制性，当然更无从顾及。强调论文形式的审查往往使得同一本学术期刊上众多学术论文整齐划一。如此一来，“规范”倒是达到了，但这种审查会不会引向另一种弊端——为了形式而形式，以致对内容画蛇添足或者削足适履？其三，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资料的困境。现在流行的一种趋势是，凡是有关国际关系的论文，其引文大都来自外文文献（主要是英文文献）。如果一篇论文没有英文文献来源，则会从第一印象上被大大折扣；即使查究发现，大多数论文的英文参考文献，充其量也不过是二手研究文献而非第一手档案文书。诚然，国际关系学研究发端于西方且兴盛于西方，严肃的学术研究应该首先梳理、总结甚至借鉴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始终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唯“西”“书”为“真”。在应用外文资料和外文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了为引用而引用的误区，忘记了价值理性始终高于工具理性的原则——引用的根本目的，是真正“为我所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直接以其推导出来的结论为论据进行自身观点的论证和推导，便得出结论——即使不是南辕北辙，也是缘木求鱼，难有创新，更遑论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创立。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即便如此，将2009年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所谓“失语”、“边缘化”断言为“危机”甚至“终结”，委实悲观了些。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而诞生的国际关系学并没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