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国际游资的潜在冲击.doc

制度经济学大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如此评价：“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领域的任何发展，就其后果的震撼力和不为人所了解而言，没有什么能与在国际间巨大而不可预测的金融资本流动相媲美。”正是在国际游资（hot money，又直译作“热钱”）的冲击之下，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先后崩溃，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体系之体系”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游资规模空前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也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大1倍。世界银行1998/99年《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报告选择了21个在1976－1996年间经历了连续两年以上较多资本内流的国家，他们总共经历了27次大规模资本内流，其中17次出现了20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双重危机，还有1次濒临危机。此后，新兴市场又先后爆发了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2001年土耳其危机和2002年初的阿根廷危机。从2002年7、8月间开始，始于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又席卷乌拉圭、巴西、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号称拉美“模范生”的智利也未能幸免，致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金额一度创造了该组织的历史纪录。在国际游资冲击下频繁发作的金融危机不仅令当事国创巨痛深，而且波及全球，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使1998年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全球失业人数增加1000万。应对国际游资的冲击，维护国民经济稳定性，已经成为各国迫在眉睫的使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游资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趋明显，可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1997年，由于国内经济过热，利率居高不下，且1994年后西方主要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认为人民币币值大幅度低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较大，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套利动机驱动下，巨额国际游资披上经常项目收支的外衣流入中国，致使1994－1997年中国外汇储备分别增长304.21亿、219.77亿、314.32亿、348.61亿美元，增幅之大，前所未有，备受国际经济界瞩目，外汇占款由此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大规模游资内流又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遏制经济过热的努力。第二阶段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至2001年，由于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加之中国政府为抵御通货紧缩而连续大幅度降息，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倒挂，游资内流几乎消失，资本外逃压力则空前严峻。第三阶段为2002年至今，由于西方主要中央银行连续降息导致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而且“人民币升值论”兴起，中国再次经历大规模的国际游资内流。《2002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从连续多年的负数一举转变为＋77.9亿美元，是建国以来数额最高的正数“净误差与遗漏”；《2003年1－6月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仍然高达＋47.3亿美元，而且“顺收大于顺差”现象日益显著：1－6月中国外汇储备增加601亿美元，同期实现贸易顺差4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02.6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额扣除贸易顺差和实际利用外资额，还有253.4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额无法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得到解释，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内外利差驱动之下国际游资变相内流留下的痕迹。此外，在上述3个阶段，中国始终存在大规模资本外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此在 1995年5月《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中就将中国列为1995年世界第八大对外投资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最大对外投资者。有的经济学者估算1988—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累计高达上千亿美元，中国政府比较认可的1997—1999年中国资本外逃数额为530亿美元，另外一个估计为988亿美元。中国市场国际游资流动有着自己的特点。当前纵横世界市场的国际游资主体主要是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索罗斯之辈淋漓尽致的表演早已在世人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由于资本项目尚未开放，金融市场开放度迄今也相当有限，出入中国市场的国际游资行为主体主要是工商企业和个人，而且常常伪装成经常项目收支，因而是一种变相的乃至违规的资本流动。由于中国对外经贸规模庞大，2002年进出口贸易额6207.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27.43亿美元，也给乔装打扮的游资创造了巨大的隐身空间。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经济竞争力曾经高居世界榜首的日本走过了一条日元升值——泡沫经济兴起——泡沫经济破灭的道路，在经济衰退泥潭中挣扎10年之久，至今仍未走出困境。鉴于目前调整人民币汇率很有可能导致中国重蹈日本之覆辙，并进而危及整个东亚经济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