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十讲】 第二讲 直书与曲笔.pptVIP

直书，不绝若线。而这种直书的传统和精神，因人因事而异，显示出种种特点。 1、“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政治原 则。 “直书”是唐初最高统治者提出的治史原则之一。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提出一项修史原则：“务加详核、博采旧文，义在不刊，书法无隐”。这“书法无隐”指的就是“直书”。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皆须备载”的要求，也包含着“直书”的思想。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在浏览史官所撰高祖、今上实录时，见史官所记“玄武门之变”一事，“语多微文”，似有所隐，因而又对房玄龄说:“朕之所为，……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由于唐初最高统治者倡导“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直书”原则，从而为其后历朝一些史官坚持直书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依据和政治上的保证。 2、“善恶不直，非史也”的治史标准。 “直书”也是一条治史标准。唐太宗曾问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者也?”褚遂良认真地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史官杜正伦亦对唐太宗说:“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 褚遂良的“守官”与杜正伦的“愚直”，说的都是要尽到史官的职责和本分，表明了坚持直书的思想，这与唐初统洽者提出的“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治史原则极为吻合，相得益彰。武则天时，正谏大夫、兼修国史朱敬则上《请择史官表》，指出: “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世)，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表达了一种渴求良史、提倡“直书”的愿望。另一史官刘允济认为:“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 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胜哉!” 刘允济是把一个史官能够“善恶必书”即“直书”，作为终生的重大使命来看待的。这比“守官、“愚直”的思想，又进了一步。 这种“善恶必书”的思想，在唐代后期又有所发展。唐文宗时，谏议大夫、兼起居舍人魏谟提出了“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的见解。这显然是一个治史的标准，也是衡量史书价值的标准。它已经不是停留在忠心“守官”、竭尽“愚直”的水平上了，而是为了要“取信后代”，对历史负责任，从而把“直书”的思想提到了新 的高度。 3、“无污青史”的严肃态度 “直书”又是史家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的表现。刘知几说过，一个正派的人，应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这完全代表了他的为人行事。武则天、唐中宗时，刘知几担任史职，“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 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十讲 第二讲 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和共生：传统史学中核心问题 直书与曲笔——以唐代史学为例 （一）何谓直书，何谓曲笔？ （二）唐代史学中的曲笔现象 （三）唐代史学中的直书现象 （四）传统史学中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因 （五）直书与曲笔背后的规律性认识 （一）何谓直书，何谓曲笔？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二是写史的客观性，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善恶必书，故称实录。 曲笔就是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或为报复私仇。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把直书视为“君子之德”，把曲笔视为“小人之德”。 在我国封建社会，官修史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直曲相杂，冰炭共器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中，尤为突出。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所发的精辟议论，固然是对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但也是有感而发，针对着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况。 刘知几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期担任史职，“兼修国史”，名位显赫。然而，却一度要求辞去史职，决心从事私人著述。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 “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 从何在？” 最后，他主动辞职，离开史馆。  可见对于一个正直的封建史家来说，还有比名位更重要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气节。 从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及其在宦途上的经历，我们不难窥知在唐代史学领域中，“直书”与“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