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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31 作为表演的诗： 《诗经·楚茨》的个案研究 柯马丁 陈亮 译 对《诗经》“雅”和“颂”部分所选录的诗作的研究，揭示了能被称为这些文本的实质表演属性的特点。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台北：世界，1975），2.15a-24b；周策纵，《古巫对乐舞及诗歌发展的贡献》，载《清华学报》n.s. 13.1-2 (1981), 1页-25页；王靖献（C.H. Wang），《从礼仪到寓言：古代中国诗歌七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1页-51页。又见于，陈世骧，《〈诗经〉：在中国文学史及诗学中的普遍意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 (1969)，371页-413页（重印于《中国各体文学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西里尔?白之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4]，8页-41页）。除了“雅”和“颂”中的宗教赞美诗和宴会诗之外，“国风”（各地的曲调）部分的篇章也被当作表演诗歌讨论。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他的《中国古代的节日与歌谣》（巴黎：巴黎高等实验学院图书馆，1919）中，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出发推想“国风”中包含的民间礼仪；王靖献（C.H. Wang）在《钟和鼓：在口述传统中作为程式化诗歌的〈诗经〉》（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4）中，试图应用罗德-帕里的《诗经》大体上是口述作品的假设。这两种研究，都严格地在某种理论框架内撰写，是它们时代的产物，而且它们随着它们作为基础的方法论假设而老化。甚至在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时，这些诗也不仅仅作为简单的诵读，而是在舞蹈中作为仪式而进行的表演，通过模仿再现那些不应当被遗忘的历史事件。最著名的例子是舞蹈《大武》，王国维和在他之后的研究者已根据一组6首《诗经》礼仪赞美诗，认为它大概是表现周征服商。 王国维，《观堂集林》，2.15b-17b；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6），239页-272页；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从礼拜仪式到文学作品：〈诗经〉中最早的诗歌的礼仪语境》，《汉学研究》13.1 (1994), 133页-164页。关于更怀疑的评价，见白川静，《诗经研究》(Kyoto: Hoyu, 1981), 339页-348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台北：世界，1975），2.15a-24b；周策纵，《古巫对乐舞及诗歌发展的贡献》，载《清华学报》n.s. 13.1-2 (1981), 1页-25页；王靖献（C.H. Wang），《从礼仪到寓言：古代中国诗歌七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1页-51页。又见于，陈世骧，《〈诗经〉：在中国文学史及诗学中的普遍意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 (1969)，371页-413页（重印于《中国各体文学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西里尔?白之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4]，8页-41页）。除了“雅”和“颂”中的宗教赞美诗和宴会诗之外，“国风”（各地的曲调）部分的篇章也被当作表演诗歌讨论。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他的《中国古代的节日与歌谣》（巴黎：巴黎高等实验学院图书馆，1919）中，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出发推想“国风”中包含的民间礼仪；王靖献（C.H. Wang）在《钟和鼓：在口述传统中作为程式化诗歌的〈诗经〉》（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4）中，试图应用罗德-帕里的《诗经》大体上是口述作品的假设。这两种研究，都严格地在某种理论框架内撰写，是它们时代的产物，而且它们随着它们作为基础的方法论假设而老化。 王国维，《观堂集林》，2.15b-17b；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6），239页-272页；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从礼拜仪式到文学作品：〈诗经〉中最早的诗歌的礼仪语境》，《汉学研究》13.1 (1994), 133页-164页。关于更怀疑的评价，见白川静，《诗经研究》(Kyoto: Hoyu, 1981), 339页-348页。 马伯乐，《古代中国》，弗兰克?安?基尔曼（Frank A. Kierman，Jr.）译，（n.p.:马萨诸塞州大学出版社，1978），272页。 马伯乐，《古代中国》，274页-276页。 专有名词“嘏辞”在后来的解释作品中很常见，在《礼记》、《礼运》中已经出现两次；见《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版，1815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重印），21卷190页上, 22卷197页下。在“嘏辞”方面的最佳论文仍然是徐中舒的《金文嘏辞释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 (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