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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城市化农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摘要]“被城市化”农民是指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政府主导非自愿成为城市居民的失地农民。为了解其主观幸福感状况及相关因素，对济南市乐天小区600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另外16名居民进行访谈。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29岁以下及40―49岁的居民幸福感水平较高；未婚和已婚者幸福感水平较高，离异和丧偶者幸福感水平较低。实现身份认同的居民幸福感高于未实现身份认同者，但在性别、受程度上其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差异；收入水平高的居民其主观幸福感较强。提高其就业或创业技能，以此增加其经济收入，提升其身份认同感，将有助于提高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被城市化”农民主观幸福感身份认同 1、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相应地产生了大批“被城市化”农民。他们是指失地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耕地与住宅地都被征用，获得一定的征地补偿款及住房补助，被统一安排到社区成为小区居民（梁伟，2004；王海英，2014）。 社会心者认为，在一定社会中生存的人，其思想观念、意识、知识技能和行为习惯必须与该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保持同步，这样个体在身心和行为上才能保持积极、稳定、和谐的状态（肖仲辉，2006）。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中，“被城市化”农民面临角色转换，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能否适应自身和社会的变化、实现身份认同，不仅影响其生活质量，也影响城市化的进程，更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于“被城市化”农民幸福感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主要是针对失地农民，从工作生活、权益保护、社会适应等方面研究其面临的问题、生活现状，探讨影响其幸福感的因素（王娜娜，2014）。王海英（2014）针对“被城市化”农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被城市化”农民社会融入的主要障碍：城市生活成本高，就业压力大，社会权益得不到保障等。同时从社区文化建设，制度保障，缓解就业压力方面提出促进该群体社会融入的相关建议。此外，对如何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在现状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被城市化”农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察“被城市化”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及相关因素，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一特殊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特点，还可以为相关部门制定安置政策提供事实参照，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2、实证研究 2.1问卷调查 2.1.1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乐天小区“被城市化”农民为研究对象，乐天小区位于济南市长清区，是目前山东省最大的“被城市化”农民安置小区。研究对象的整体分布情况见表1。 2.1.2研究工具 选用张东红（2012）编制的失地农民幸福指数调查问卷。问卷由20个题目构成，包含六个维度：社会环境指标、生活环境指标，收入保障指标，幸福信心指标，健康生活指标。原问卷为5点计分，为避免研究对象多采用中间选择状态，参照已有研究（赵梅如，2013），本研究采用4点计分的方式（1表示非常不满意，4表示非常满意）。修订后问卷结构拟合很好，CMIDF=1.54，GFI=0.987，TLI=0.989，CFI=0.995，RMSEA=0.044，信度为0.892。 2.1.3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包括预测和正式施测两部分，均采用方便取样法。预测中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5份，有效回收率92.5%，用于问卷修订。正式施测，调查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35份，有效回收率89.2%，用于统计分析。数据用SPSS19.0分析。 2.1.4结果分析与讨论 乐天小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及相应的差异检验结果见表1。 表1结果显示，乐天小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年龄、婚姻状况、月收入变量上差异显著。不同性别、受教育水平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不显著。50岁及以上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最低（p0.05）；丧偶或离异居民幸福感得分明显低于未婚（p0.05）和已婚（p0.01）居民，究其原因可能是丧偶和离异居民家庭结构不完整，缺少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而社会支持是他人提供的一种资源，可以提供情感支持、物质支持和信息支持。研究者指出了社会支持在缓解压力带来的伤害方面有重要作用，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问题（Gottilieb，1981；PilisukParks，1986）。 实现身份认同的“被城市化”农民幸福感显著高于未认同自己城市人身份的群体（t=7.77，df=530，p0.01）。邹英（2007）认为，个体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政策制度提供的支持、保障的多少决定的。“被城市化”农民所能够获得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