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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中慈禧对曾国藩的不满 　　本刊今年9月发国《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此文与上文叙事角度不同，不仅可让读者对此事件的了解更为全面，尤可见曾氏在此案中的尴尬处境。　　　　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发了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的严重冲突事件。该教案发生后经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最终以凑数的方式杀津民20人(后实杀16人)，流放25人，府县官革职充军，给洋人赔款并派代表去法国“谢罪”而结案。对这一办理结果，时人及后世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是曾国藩一人所为，骂他对列强卑躬屈膝，忍心害理，枉杀无辜，治罪官员，是典型的“元凶卖国贼”。实际上在该案办理中，慈禧太后一直具体掌控着案件处置的全过程及其每一个细节，是她“一心曲全，维护和局”的态度和决定，牢牢左右着在一线处境尴尬的曾国藩。甚至在这期间，由于曾国藩在具体操作上自作主张，还曾引起过慈禧对他的严重不满，他们的君臣际会也因这些不满而彻底打上了休止符。　　　　一　　　　1861年8月，咸丰去世。6岁的同治继位，同治的生母、26岁的慈禧被尊为皇太后，与老实厚道且空有其名的慈安一起垂帘听政，慈禧成了事实上的“太上皇”。　　这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烈火正炽，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带领自己的地主武装扑灭了起义烈火，给刚执政的慈禧帮了大忙。二人的政治蜜月也从此开始：慈禧赏曾国藩紫禁城内可以骑马；赏曾国藩赴乾清宫廷臣宴，可以坐于同治皇帝座前；官衔一加再加，还将其从江南两江总督任调来京畿重地直隶省任总督，坐镇首都南大门保定。　　可是就在曾国藩好运正处顶峰之时，厄运也开始降临。他于1869年3月5日到直隶，之后该省不仅水旱灾不止，他的身体也很快垮了下来：右眼突然失明，左眼只留微光，肝病复发，呕吐不止，继而嗜睡症、眩晕症、疲劳症都同时向他袭来。到1870年5月，已经无法坚持工作，不得已于5月21日向慈禧请病假一月。6月21日假满，身体病症仍然不见好转。遂于6月22日要求续假一月。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更大的倒霉事从天而降，就在6月21日，远在270里外的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教案，直接的起因是法国教会突然死亡三十多名中国儿童引起的谣言。事件的激化并酿成群体事件，则是因为法国领事丰大业几次擅自开枪所致。1870年6月21日上午，天津市民抓到一个拐卖孩子的罪犯，罪犯供出他的拐卖行为与教会一司事有关。天津地方政府让此罪犯与教会司事对质，对质结果证明此事不属实，司事离开时受到不明真相群众的谩骂。　　这件事情本来并不大，法国领事丰大业却小题大做，要求抓人，还扬言不怕中国人，竟几次向通商大臣和知县开枪，引起民愤，被打致死。后事件扩大，发怒的民众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又杀死法国领事2人、法国商人2名、俄国人3名，焚毁教堂6座。从而酿成了一件涉外大案。　　就在教案发生的第二天，即6月22日，驻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赶紧给慈禧上报了情况，要求快速派人来解决此案。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一阵紧张，因为她知道这之前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领教过西方列强的厉害。这次是在她执政期间，中国人又惹着了西方人。一边是强大的七国列强，另一边是反洋情绪积蓄已久的津民。是维持和局还是顺应民心，稍有闪失即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巨变。　　毕竟慈禧已有了九年执政经验，这些难题并没有难住她。她在众大臣面前，一边故意谦虚：“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一边又貌似公平地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其实她心里早有主意了，那就是对洋人“息事宁人，维持和局，民心只是其次”。那么派谁去贯彻自己的意图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呢?她想到了曾国藩，因为天津属于曾国藩的地盘。她立即取消了他的病假。　　6月22日下午，慈禧给曾国藩发出上谕：“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决定中虽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但显然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这任务曾国藩必须承担下来。　　6月23日上午，上谕火速送往保定。　　　　二　　　　到直隶一年多诸事都是不顺，现在自己地盘上的天津又发了如此大案。送走宣谕圣旨的人后，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一是极难伺候的慈禧，二是强大的西方列强，三是“好斗”的天津市民。他一连几天思绪不宁，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熟筹不得良策”，心情“未半刻恬愉”。　　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给慈禧写来报告，要求先对天津地方官员“严议革职”。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6月25日谕曾国藩：“(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着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意思是对府、县二人进行调查，等候处理。至于对“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严拿惩办，秉公办理，毋稍偏徇”。　　崇厚在津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