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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背景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研究 　　【摘 要】新刑诉法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体现了我国诉讼制度的民主和进步。但是，只是概括的写入修正案中，并没有相应的配套规则制度予以完善。不仅如此，沉默权也没有出现在新刑诉法中，不由得引起众多学者的唏嘘。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沉默权不适合中国国情[1]，但是仍有钟爱之士对其偏爱有加。[2]本文旨在新刑诉法背景下完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　　【关键词】新刑诉法；刑讯逼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概述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通常被视为一项权利或者特权，往往被称为“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或者“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 [3]。作为普通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它通常被认为来源于“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的古老格言。现在它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刑事司法准则。不仅很多国家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了这一原则，而且联合国有关法律文献及其他国际性公约也确认了此原则。　　之所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受到青睐，完全是因为其具有积极意义，比如保障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维护诉讼公正。作为独立诉讼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控诉机关控诉自己。[2]再如侦查、控诉、审判职能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应该由司法机关主动行使，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对侦查人员、控诉人员、审判人员都提出较高的要求，有助于提高整体水平和办理案件的质量。[4]并且，不强迫自证其罪并未否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陈述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陈述会更令人信服。[1]　　二、我国刑讯逼供现状描述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前，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看，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及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基本精神，但可操作性差，而且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承担如实供述义务，使得侦查的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让犯罪嫌疑人“供述”上。一旦犯罪嫌疑人不合作，侦查人员就会 “如实供述的义务”为籍口，采用各类手段迫使其“供述”，刑讯逼供现象因此无法得以有效地杜绝。[5]长期以来，侦察破案以口供为中心，定案必取被告人的口供，口供是断狱判案的基础，从而形成了重口供轻其它证据的传统刑侦模式。这种定案指导思想影响深远，导致刑讯逼供至今盛行。　　当今法制尚不完善，人权观念还相当淡薄，刑讯逼供的存在还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如果继续保留刑讯逼供的价值观念，那么即使立法上禁止刑讯逼供，它也会变换形式渗透到立法或司法中，就不能彻底禁绝。事实上，禁止不当口供绝不是简单的立法技术问题，它更是一个观念的变革。　　三、新刑诉法背景下完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除了应明确予以规定外，还应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与该原则相矛盾冲突的内容加以修改。因此，我国长期奉行的“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必须做出修改。在法治观念已深入人心今天，这一政策已不符合刑事法治的要求，必须对这一政策作出调整。所谓的“坦白”与“抗拒”，都是以“有罪推定”为前提的，这种“强盗式”的司法逻辑明显与现在司法文明所倡导的“无罪推定”原则是相矛盾的。正是由于这种“有罪推定”的逻辑，才导致刑讯逼供现象以及冤假错案的发生。　　按照“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坦白”不能被视为态度不好，或者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更不能以此作为其抗拒国家法律依据而受到严惩，即“抗拒”不得从严。　　确定口供为权利性理念，不仅符合国际通行的司法标准，也符合我国现行以民为本的政策。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明确口供为一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根据这个权利性本位理念，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依法选择是否作出供述、以什么方式作出供述以及自主决定供述的内容等。口供证据规则是要制定一个能够为人所接受的、文明的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讯问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刑讯逼供。实行全程视频监控。录音或者录像的全程性和完整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有可能出现的打完再录，录完再打的可能性。[6]侦查讯问阶段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刑讯逼供，切实落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5]　　虽然新刑诉法对于录音录像的规定看起来却是保证了嫌疑人的权益[6]，但是，仔细研读之后会发现其中语意不详之处较多，问题和漏洞也存在，为实际操作制造了障碍。简单列举如下：比如新刑诉法中所规定的是“录音或者录像”，并不是“录音录像”，这就存在很大问题，如果只录音或者只录像是不是都会给侦查机关刑讯制造机会呢？毕竟单纯的声音或者图像的可信任程度会大打折扣。再如，针对的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案件，只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录音或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