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的城市生活.doc

書名：中國的城市生活 第一篇 　　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與尚俠風氣 　　王鴻泰(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著 　　《儒林外史》第12回〈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敘述了一場假冒俠客的鬧劇：幾個努力要扮演名士的文人，刻意訪求、結識各種奇才異能之士，因此略具武術的張鐵臂乃被引介加入此文人社交圈，然而這個在文人圈中倍受稱頌、禮遇的「俠客」，最後竟以豬頭謊稱人頭，詐騙了一筆錢財後，逃逸無蹤。這是一則極具諷刺性的故事，吳敬梓設計此情節，並非隨興為之，此事實就明清士人文化而言，實頗具象徵性與代表性。吳敬梓之作《儒林外史》乃意在刻劃科舉下士人之群相百態，藉此深究士人文化之本質，在其匠心獨運下，此書也確實成為對明清士人活動與士人文化刻劃最深的小說。這部小說前幾回重點在譏刺假名士的虛矯造作，作者意圖以此為對照，引導出真正文人文化的本質。這則假俠客的故事是假名士的鬧劇的壓軸大戲，正因為「俠」是明清士人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所以吳敬梓才刻意安排這場鬧劇，故事中的這個騙局之所以能夠成立，就是因為一方以結交俠士為榮，另一方才得以假冒俠士，在此雙方共同處在一種「尚俠」的社會風氣之中，遂得以共同演出一場好客冒俠的鬧劇。我們可以說，這個戲碼得以演出的基礎是明清文化──或士人文化中，存在著「尚俠」的文化因素，就是這種「尚俠」的社會文化構成了這個戲碼的演出舞台。 　　明清「尚俠」文化的風行，實可視為城市文化與科舉壓力，內外交會，因緣相結的結果。關於「俠」文化的探討，概可由此兩方面入手。反過來說，這兩者也可說是明清社會文化發展的兩個重要基因，透過此兩者所交會之「俠」文化的分析，以深究此兩者之辯證關係，是一個深入理解明清文化之重要且有趣的途徑。 　　明清商業城市的發達，推動士人交游活動的盛行，士人交游活動的盛行又鼓動尚俠之風的興起，尚俠之風的興盛又再激發「俠」之意涵的擴充。此種關係粗略而言，可謂：城市的發展是士人交游文化的基石，而士人的交游文化則是「俠」之概念的新土。考察「俠」的概念如何與城市中的士人交游結合，是本文的寫作要點之一，透過這種考察，我們可以透視出社會活動與價值觀念之間如何相互牽引、作用，這是結合社會史與文化史的一個嘗試。 　　再者，「尚俠」文化的風行，又與明清士人在科舉制度下的生命活動有密切的關係，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士人為了抵抗科舉制度對他們生命的制約而開展出來，用來安置其生命意義的一種文化創造工作，因此透過這種「尚俠」文化的分析，我們可以進入明清士人的內在世界，掌握當中個人與社會的互動實況，進而透視出社會價值與社會文化的創造過程。 　　本文無意全面性討論「俠」的問題，重點不在明清有那些「俠」者，或此類「俠」者之社會活動如何。本文實際上以明清的士人為對象，探究他們的生命活動，如何營造出特定的社會文化，以及他們如何在此社會文化中，尋求、營造其自我表現空間，藉此以安身立命，確認其個人之生命價值與意義。筆者嘗試從人的生命活動的角度來考察：個人與社會的關聯，個人如何在社會中展開其生命活動，而這樣的生命活動，如何著落在現實社會，在社會中發揮作用，以致於構成特定的社會文化。 　　束書縱游吳閶為市里俠──士人的俠游人生 　　作為一種選官制度，明清科舉制度除了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外，對這些參與的個人而言，它也提供了一套人生價值觀，許諾一般士人通過此管道，得以光宗耀祖、實現自我，絕大多數的士人也因此將科舉事業的經營作為一種「志業」，藉此實踐個人之生命意義，確認個人之人生價值。但是，由於人數的激增，這個管道越愈狹窄，造成大多數的士人沉滯其間，導致這種價值的追求坎坷難行。因此，部分士人試圖逸脫於科舉制度支控下的狹窄人生，另尋人生的出路，他們透過建構新的人生想像，開展出新的生命活動場域，從中建立新的人格類型、人生價值與生活風貌、文化內涵。本文將首先從這個角度／脈絡來觀察「俠游人生」的出現。 　　明代中期以來，科舉上升管道日益狹窄，而士人科考的競爭壓力也隨之加劇，因此反彈之聲也時有所聞，在各種資料中不難見到刻意抗拒科舉價值的士人，這些士人試圖掙脫科舉價值的強勢支配，另闢人生路徑。 　　對俠的嚮往傾慕，早在明代之前的諸多文學作品中就已被一再傳頌，以至於俠游也成為特定的文學主題──宋朝郭茂倩所輯之《樂府詩集》中即有「結客少年場行」之主題，歌頌俠游活動，標舉豪俠意氣。可見俠的意象，早已根植於文學領域中，且在往後之文學傳統中，繼續滋長繁衍。這種俠或俠游活動原本有其現實根源，他們曾顯現、活躍於某些歷史情境裡。但在往後的歷史發展中，這些俠者的行跡影蹤主要寄存於文學的表述中，它成為一種文學典故，一種美學意象。如此以迄於明清時期，這種文學意象才又與社會現實發生新的關聯。在科舉制度的制約下，士人深感生命活動多所困頓，因此乃試圖藉此文學意象另闢受困生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