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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改革回顾与瞻望——纪念价格改革30周年 日期：2008年12月2日 作者：李林茂 李愈茂 来源：江西省价格理论研究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根据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遵循上述精神，全国以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为契机拉开了价格改革的序幕。30年来，价格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坚持市场化取向，勇于变革，大胆实践，较稳妥地实现了由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的根本转变，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改革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回眸前30年的价格改革，总结价格改革的经验，对继续深化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价格改革30年的基本路径 （一）1979年到1991年：调整价格结构阶段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价格体制，价格形式单一，价格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商品价格既不反映生产经营成本，又不能随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几年十几年“一贯制”；在国民经济中，价格从属于计划，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其配置资源、调节供求、协调利益的功能被人为遏制；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阻隔。尤其经过“文革”长达十年之久的“冻结”之后，农产品、矿产品、原材料等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比价关系极不合理，许多商品供应不足，农民收入低下，企业亏损严重，财政负担日益加重，价格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在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讨论后，果断决策，提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工农产品交换差价,改革计划价格体制，进而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从1979年到1984年，价格改革的重点是农副产品购销价格，价格改革的方式是“以调为主，以放为辅”，集中调整不合理的计划价格。这一期间，先后多次大规模提高了粮食、油料、棉花、糖料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21种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22.2%，江西平均提高28.26%；提高猪肉、牛肉、羊肉、家禽、鲜蛋、蔬菜、牛奶、水产品等8类副食品销售价格，并相应地给职工以价格补贴，江西猪肉价格平均提高32%，鲜蛋价格平均提高74.7%，给每个职工每月副食品补贴5元；提高统配煤、焦炭、钢材、部分化肥等原材料、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烟酒价格；有升有降地调整纺织品价格，降低国产机械手表、闹钟、彩色电视机、布胶鞋等轻工、电子产品价格；提高铁路货物运价和水运客货价格。与此同时，计划价格管制也有所松动，先后放开了三类农副产品价格和小商品价格，扩大了议价范围，对部分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价格试行浮动，允许地方和企业制定机械新产品的试销价格，从而出现了政府定价、浮动价、协议价和集市贸易价等多种价格形式。 从1985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91年，价格改革全面推进，采取“以放为主，以调为辅”的方式，矛头直指计划价格体制。根据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5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精神，从1985年开始，除政府合同定购的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少数品种外，其他农副产品价格都实行了随行就市；放开了计划外的生产资料价格，形成了生产资料价格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双轨制”；放开了大部分轻工、纺织等消费品价格。同时，多次提高粮食、棉花、糖料等主要农产品的政府定购价格和统配煤、原油、交通运输等计划价格。特别是1991年较大幅度地提高了25年都不敢动的粮油统销价格，江西6种中等质量的粮食平均每500克提高0.125元，5种食用植物油平均每500克提高1.31元。在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几年，政府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南昌等城市探索性地建立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对市场价格进行了引导、管理。经过这几年的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受到极大冲击，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框架初步形成，78%左右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86%左右的零售商品价格实行了市场调节，价格结构也趋向合理，价格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调节作用日渐明显。 （二）1992年到2000年：变革价格体制阶段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价格改革是市场发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应当根据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加快改革步伐，积极理顺价格关系，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