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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公司政治机制及股东、董事、经理之间的权利 内容提要：与其把公司治理理解为由外部力量强制规 定”的模式，还不如理解为一种保护弱势利益人的利益的一 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是经过博弈而形成的暂时均衡，各方 利益人的博弈形成了公司政治机制，使得公司权力配置在动 态中寻找平衡，而权力斗争使公司看起来像一个政治舞台。 关键词：公司治理公司政治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新企业不断诞生，老企业处 于快速变革之中，公司治理不但成为一个炽热的理论课题， 同时也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人们通常要碰到的问题就是：股 东、董事、经理各有什么权力？进一步，谁规定了这样的权 力配置？如果不遵循这样的权力配置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从理论角度对公司治理作一些深层探讨，并对国际主流的公 司权力配置作一些剖析，有利于回答上述问题。 一、理论探讨：公司治理模式可以被规定”得一清二 楚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迅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 研究课题，尤其是90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和近两年美国 的公司丑闻更加深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在中国，国有 企业的改制不断蔓延、私人企业的外部融资不断扩大、成长 型企业的雇员分享股权计划纷纷出笼，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 公开募股和挂牌上市，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公司治理方面的 问题。 但是，关于公司治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含混不清之处。 首先，公司治理的概念引起了不同的解读。一般认为，公司 治理与董事会的作用有关，并包括公司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以 及董事和经理的薪酬。对公司治理概念作这样的解读，可能 与英国的CADB URY报告、GREENBURY报告和HAMPEL报告有 关，这三个报告被认为是90年代以来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 奠基性文献，它们的主要内容就是董事会的作用、董事和经 理的薪酬、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 国，许多人都认为，改善公司治理主要就是要发挥董事会的 作用，让董事会“到位”，尤其是独立董事的作用被提到了 相当的高度，似乎成为改善公司治理的必须处方药。其次, 在实践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相信公司治理是某种可以被 “规定”的、比较固定的模式，简而言之，可以由法律法规、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等来“规定” 一种公司治理模式，从而使 股东利益、相关人利益得到保护。因此，法律、法规、规则 等来自于公司外部的强制性“规定”，被异乎寻常地看重。 例如，规定公司应该有多少独立董事、规定董事会应该设什 么委员会，等等。在美国，经历“安然公司丑闻”、“世界通 讯公司丑闻”之后，法律要求公司首席执行官要对公司财务 报告的真实性签字作保，这也是一种规定”。中国的公司 法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行使11条职权、董事会 行使10条职权、经理行使9条职权、监事会行使5条职权， 则是这方面“规定”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 无论是把公司治理的概念主要理解为发挥董事会的作 用，还是认为公司治理是某种可以被“规定”的模式，都不 能说有什么不对。事实上，目前改善公司治理的主要努力都 体现在通过法律法规、交易所规则等形式来促使董事会“到 位”和TD程度的提高，特别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如此。 问题在于，对于中国这样的处于急剧转变中、而且与西 方国家有着不同商业文化土壤的国家而言，如果不从长程历 史、不从演变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公司治理，就有可能 看不到目前西方国家改善公司治理措施背后的全幅图景，就 可能断章取义地“规定”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中国的情况 非常有意思，公司治理由于也被翻译成治理结构，望文生义 地将公司治理理解成“组织结构”、特别是理解成中国公司 法中的“组织机构”一一即股东会、董事会、经理一一就毫 不奇怪了。因此，股东会、董事会、经理之间的权力配置自 然成为焦点。的确，这种权力配置应该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但我们宁愿赘言指出，分清这种权力配置是来自于公司外部 的强制性规定”还是来自于演变进化的结果，而且演变进 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司内部力量的推动、在多大程度上受 到外部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作这种廓清，我们就 会对一个简单的问题束手无策：如果股东、董事、经理不按 “规定”行使权力怎么办？因此，就会出现借鉴别国而‘规 定”的模式在中国不被“买帐”、陷入僵局的问题。近一两 年，已经出现了质疑欧美公司治理模式是否适合东亚和中国 的声音，甚至质疑独立董事等措施能否有效改善欧美公司治 理的声音，遗憾的是，在质疑的同时并没有提供强有力的理 论性辩论。在现实世界中，中国的公司到底有多少是按照公 司法规定”的治理模式在运转？真实的答案肯定会令立法 者灰心的。 我们知道，学术界当然也对公司治理作狭义的和广义的 两种解释。为了从长程历史、演变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 公司治理，广义的解释更有意义。玛格丽特。布莱尔认为， 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在公司中建立规则以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