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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27 发布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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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传》读后感
《贝多芬传》读后感
在《贝多芬百年祭》里,萧伯纳着重提到了这位音乐家“激动人的品质”。他把贝多芬和莫扎特作了对比:一个是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有像一架不听话的蒸汽轧路机的风度”;另一个则是穿紧腿裤的宫廷侍从——莫扎特小时候曾为了彭巴杜夫人(法皇路易十五的情妇)发脾气说:“这个女人是谁,也不来亲亲我,连皇后都亲我呢。”在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划分开了18世纪和19世纪。如同每一个真正激进共和主义者都具有的,贝多芬身上的清教徒性格使他反对莫扎特。萧伯纳认为,贝多芬对莫扎特有“一种出于道德原因的恐怖”。“莫扎特在他音乐中给贵族中的浪子唐璜加上一圈迷人的圣光,然后像一个天生的戏剧家那样运用道德的灵活性又回过头来给莎拉斯特罗(《魔笛》中一个代表真理与光明的人物)加上了神人的光辉……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的玩世不恭。” 为什么提到以上这些呢?因为贝多芬和莫扎特之间的对立,使人联想到傅雷和张爱玲之间的一次“笔战”。1933年,傅雷写了一篇论张爱玲小说的批评文章,作为“答客问”,张爱玲以《自己的文章》回应,针锋相对。俩人间的论争,撇开理论家与创作者之间的距离以及文学技巧之类文学本身的问题外,我认为,“道德的灵活性”问题是辩论的核心之一。 傅雷曾译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是张爱玲所说的那种“有点超人气质”的人物,正是这种要命的气质,使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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