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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国内制度框架 “扩大”：开放传统经济 在殖民地时期，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经济对国际贸易 是“开放”的，这一时期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阶 段是扩大过程的最初例子。1960年代以来，在像韩国和台 湾这样的东亚经济中，最初因人口对土地的沉重压力而开 始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出口的显著扩大和相应的经济高增 长率，是国内制度框架深化的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在这 两个例子中，仅根据按照比较优势而进行的一种较为有效 的特定资源的配置还不能充分解释扩大出口率和经济增长 率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增长的某些“残留”原因。 农民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过程是因引进有效的现 代管理和政府帮助改善运输通讯设施而发生的。由于这一 有利的经济环境，农民生产者就响应市场的刺激并通过在 未开垦的荒地上扩大种植面积，采用传统的农业方法来扩 大出口生产。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开垦的土地 和在生存农业中未被雇佣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在经历了 沉重的人口压力的东亚经济中，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 业和制造业资源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国内 制度框架的深化和农民与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企业之间的 经济关系的加强而带来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制度框架的扩大是迅速 但不平衡的。市场体制在外贸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 口公司通过一系列中间商接触到农民出口商，而且当地市 场的农产品也因共享运输和市场设施而受益。但是，在传 统部门与包括进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现代 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表现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价格差异上，它 反映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市场和传输体制。这一点在国内 资本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部门的小借贷者只能在 “无组织”的市场内从当地放贷者那里借到钱，利息高出 现代银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钱给小借贷 者的高风险以及当地信贷中间商这一职业阶层的缓慢增长, 这些中间商具有从银行借钱所需要的信贷信誉，非常熟悉 将贷款用于生产的当地传统部门的条件。 大战略与传统部门的抑制 在继续探讨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阶段之前，有必要先 简要回顾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长遭到严重衰退的那段中断 期。在那段时间内，新独立的国家，包括农民岀口经济， 都反对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根据以计划、直接 国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工业化的进口替代为基础 的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从事批发业务。从自由贸易到进口替 代的转变本身会引起资源配置的大规模“扭曲”，不过最严 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国家机构代替了市场，国内制度 框架受到了损害。政府控制将有限的外汇和资本基金中的 最大份额以极为有利的条件转给了现代部门中大型的、由 国家控制的企业，因此使这些极为需要资源的传统部门供 应不足。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受到抑制：外汇控制切断了 银行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是为 了鼓励国内制造业而将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减少 了国内储蓄。借贷人和其他中间商接触不到银行，只能遵 守那些规定最高借贷利率的条例。 总之，5 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后果是，抑制了国内 制度框架中最不发达的部分一一“传统的”和“无组织” 的部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正是国内制度框架中 适应农村地区小农和小企业家需要的这部分的再生和发展, 才为韩国和台湾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辟了道 路。 “深化”：东亚的两个例子 像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一样，韩国和台湾在50年代和60 年代初经历了最初计划和进口替代阶段。它们也奉行了低 利率政策以鼓励本国的制造业。只是面临到高通货膨胀和 支付平衡的困难，它们才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并把利率提高 到很高的水平。这不仅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取得了经 济稳定，而且也增加了国内的储蓄。 根据比较优势的要素比例理论，具有土地稀少、人力 充足等初始条件的国家可以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得到持续 的经济增长。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始，它 们可以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在劳动力市场紧缺和工资 上升使它们的比较优势向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资本密集 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出口转变的时候，向那个方向转变。然 而，韩国和台湾扩大出口和增长率似乎太高了，仅仅根据 因消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而得到好处这一点是很难解释 的。考虑到这两种经济绝对没有奉行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 政策，就更是如此。它们通过提供各种促进出口的刺激而 扭曲了有利于出口的资源配置，它们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和 技术先进的行业中继续推行某些进口替代政策以加快这部 分行业的成熟。当然，人们可以认为由于它们适当地奉行 这些扭曲的政策，因此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要多于 因贸易扭曲而受到的损失，但这一点似乎不能充分解释明 显的高增长率。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源生 产率大幅度增长的残留因素，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成 为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