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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伊斯兰教本土化或中国化，来探讨伊斯兰教发展的中国模式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以人为载体的：从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商人“蕃客”，到元代的“回回人”。明代之后，随着回族等民族的形成，伊斯兰教逐渐实现了其本土化或中国化、民族化。经过了从“外来”到“扎根”本土的过程，伊斯兰教的载体，已经是中国的回族及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群体。他们成为中国丰富多彩、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以人为载体的：从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商人“蕃客”，到元代的“回回人”。明代之后，随着回族等民族的形成，伊斯兰教逐渐实现了其本土化或中国化、民族化。经过了从“外来”到“扎根”本土的过程，伊斯兰教的载体，已经是中国的回族及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群体。他们所承载的伊斯兰文化成为中国丰富多彩、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以上民族的穆斯林而言，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要同时接受两种不同的精神生活方式：一是伊斯兰教信仰，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由于伊斯兰教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毕竟是一种“异文化”。所以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主要是回族学者）根据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开展了“以儒诠经”运动，即用中国人所熟悉的儒家文化，来诠释伊斯兰教思想。他们通过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将伊斯兰教由阿拉伯的形式和语言变为中国的形式和语言。中国穆斯林学者在汉文译著中大量采用儒家学说，但并不是简单地袭用，而是以维护伊斯兰教信仰的纯正为目的的。它在信仰、义务与善行方面坚持伊斯兰教教义信条，在其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协调的过程中，以其伊斯兰教的基本要素作尺度，决定对中国文化的取舍，对所吸收的中国文化特质加以改造，以阐发伊斯兰教教理和哲学，同时也用伊斯兰思想发挥儒家学说，创立了既不同于一般的儒家学说，又有异于传统伊斯兰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地伊斯兰文化思想体系。 特别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和皇权主宰一切的政治需要，穆斯林学者在汉文译著活动中提出了“二元忠诚”的社会道德伦理现，即提倡顺从， “忠主忠君”，实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从“一元忠诚”到“二元忠诚”的变革，迈出了儒学化以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的最大一步。 中国穆斯林学者根据经、训中穆斯林要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的教诲，将“顺从”的涵义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王岱舆说：“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不忠、不义、不孝矣。” 至于主和顺君的关系，刘智进一步阐述说：“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一时不心于君，即为不贤，一时不合于君，即为不忠。”“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 这种“二元忠诚”的道德规的提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封建社会，穆斯林对非穆斯林君主应持何态度的问题，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忠君”是封建政治道德疆域中的一面旗帜。穆斯林要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图生存，求发展，就必须顺从皇权，既要忠于安拉，又要忠于君主。“忠主忠君”思想的提出，不但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的要求，也为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更好地相结合打开了方便之门，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 总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也是对中国社会的适应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与中国穆斯林既认同伊斯兰文化，也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二元认同”关系密切。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文化学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一种文化理论体系要移植于别的国土和民族，必须穿起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服装。穆斯林学者正是凭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理解和对儒家思想理论方面的深厚功底，才恰当地吸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料，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述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和深奥哲理，从而把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结合了起来。 第三，了解中国穆斯林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由于分布、历史形成等多方面的因素，内部存在许多差异。不仅不同民族间存在较大差异，如新疆通常被认为是突厥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结合的结果，内地是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的结果，其一个民族的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回族，甘肃与广州回族之间的差异也许大于甘肃回汉之间的差异，这正是中国穆斯林文化多样性的具体表现。 有国外学者从差异性出发谈中国回族的“被建构性”，也有人认为回族群体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事实上强调回族的“被建性”，恰恰是忽略了回族形成的历史特殊性，特别是忽略了伊斯兰教在这个群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缺少“同质性”的事实，也恰恰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涵化的事实，作为其载体的穆斯林成员在适应不同环境、不同历史境遇的过程中其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其认同或文化符号的不再只是伊斯兰教信仰，而是表现出与伊斯兰教有一定联系的多样性。如西北地区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及